承平日久,時下關於花草蟲魚的文章多了起來,人們賞玩之餘,還必費盡心機饕餮一番,於是天上飛的、地上跑的、水裏遊的、樹上長的無不皆備於我，必欲嚐遍而後快。聽說南方現在有人專喜歡吃蟑螂和虱子之類的齷齪動物，聽起來雖然毛骨悚然，但想想國人拚死吃河豚的勇敢，這點飲食障礙又有何妨；再想想前幾年黃金宴、女體盛的奢華，吃蟑螂和虱子說不定還有為民除害的功效哩。
以上說的都是吃飽了撐的才有的事，不妨叫它食之餘。不過算算中華民族幾千年曆史，吃飽了撐的時代竟是少數，就是所幸有了，曆史學家也不會忘掉寫上一筆，什麼貞觀之治呀、文景之治呀、康雍乾盛世呀之類的，詩人也不會忘記寫那麼幾首名句，讓後人銘心刻骨，比如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呀,什麼“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呀，等等，不由人不欽慕不已，恨不得退回到那個時代才好，從另一方麵，也說明古代詩人和史官不光是以揭露黑暗為能事，他們也會看到自己生存的時代那光明的一麵，甚至很為自己的時代自豪。不幸的是，咱們中華文明五千年，吃不飽的時代總是更多些，更讓人銘心刻骨些，甚至連杜甫這樣的小官吏都茅屋為秋風所破，連曹雪芹這樣的大戶人家也舉家食粥酒常賒，遑論普通老百姓！
這些離我們都遙不可及了，不好切身體會。說點近的，前些時整理舊書，翻出了幾本有點年代的小書，一種是鄧雲特的《中國救忘史》，凡23萬字，1961年的版本。鄧雲特就是鼎鼎大名的鄧拓，此書寫於抗戰前夕，時年作者不足二十五歲，真是少年有為。據記載，我國災荒之多，世所罕有，一些歐州學者甚至稱我國為“饑荒的國度”，而統計表明，從商湯十八年（公元前1766年）到1937年，我國曆史上水、旱、雹、蝗、風、疫、地震、霜、雪等災害，共發生了5258次，平均每六個月強便有一次，每次災害無不以生民的饑餓和死亡為代價。這裏，還不算戰爭，不算橫征暴斂，不算政治黑暗。
另外一種是中科院武漢植物園編的《武漢習見野生可食植物》和《武漢習見野生有毒植物》兩書，是那種土紙本，內部發行，出版時間是1960年11月，同第一本的出版時間不謀而合，過來人都知道，其時中國正在經曆一場全國性的大饑荒，關於這場饑荒的來龍去脈，已有定論，不再贅述，這場災荒帶給民族的是一場沉痛的記憶，據人口統計明，1962年同1958年相比，中國人口自然減少了兩千多萬。翻開這兩本帶圖的小書，今天的人也許可以以它作為休閑的消遣，普及植物學的閑書，而當時，說不定藉著此書，能夠減輕饑餓的威脅，逃過死神的追捕。細看兩書，列出了107種野生可食植物，這其間就包括野麥娘、稗、狗尾巴草、藜、樸樹、水蓼、桑葉等或熟悉或陌生的植物，這些植物有的是豬草，有的是蠶的食品，在那個年代，人為了生命的尊嚴，也不惜與動物爭食了，更沉痛的是，很多植物連動物都不會吃，我們卻必須把它列為充饑的物品。而書中列出的69種有毒植物，包括夾竹桃（含有強心苷）、水仙（含強烈的毒性石蒜鹼）等，背後不知道以多少生命的消失為代價。普通百姓也不是植物專家，饑不擇食時，生存的欲望使他們不管不顧這毒不毒的，先塞滿胃再說。聽奶奶說，她那時就吃過觀音土，但我現在都不知什麼是觀音土，也許就是那種細膩的沙泥吧，進胃後能減輕饑餓的痛苦。而關於那三年的記憶，資料尚不多見。我覺得美國學者凱恩的《1959-1961：中國的大饑荒》很可一讀，裏麵清晰的社會學分析和詳實的數據統計，一定讓很多中國學者汗顏。
朱熹老夫子一句“餓死事小，失節事大”，讓中國高聳起了不知多少貞節牌坊。如今時代潮流，浩浩蕩蕩：啟動民智，關注民生已是大勢所趨。且不論失節這檔子事，單說餓死，卻是茲事體大，是掌管國計民生者所力避的。隻是這餓死，不是“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的那種餓死，也不是當今的先鋒詩人伊沙的那種餓死，他曾寫了一首詩歌，叫《餓死詩人》，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名噪一時：“我呼籲：餓死他們/狗日的詩人/一個用墨水汙染土地的幫凶/一個藝術世界的雜種”。這都是美學和藝術的餓，讓它去吧,管也管不了。倒是我們普通老百姓的生命和尊嚴要緊，多少次了，我都在想，但願我們、我們的子孫，再也不會碰到那倒黴的三年困難時期了，就讓它永遠是民族的記憶吧。
（2006年7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