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別長沙赴海南，20多年前那個寒冷的冬夜，16歲的我懷揣著戶口本，手提大皮箱，很有些勇士出征的悲壯。
我不知道大海那邊的島上有什麼在等待我，也不知道此次離別後，何時才能再回到母親的懷抱。隻記得臨別時母親說得最多的一句話是：“多來信！”
費盡周折，我趕到落戶農場部的當晚便在煤油燈下修家書一封，第二天好不容易打聽得有個連隊幹部要去場部開會，立即千恩萬謝地求他幫我把信帶去投郵。
此後，我就苦苦地盼故鄉來鴻。隻要有人自場部歸來，幾十個人便不約而同一擁而上，問：“有沒有信？”渴盼之切，勝過盼望情書。
就這麼過了近半個月，那日終於來了第一批家書，母親的信也在其中。我急急地搶在手裏。
那是個不能隨意抒情的年代。飽受錯劃右派之苦的媽媽自然不敢過多地流露對小女兒的牽掛，但那種濃濃的母愛依舊滲透在字裏行間，我眼淚滴滴答答地打濕了信紙。自那以後，寫信、讀信一直是我生活中重要的事情。來自故鄉的除了母親的信，還有哥哥、同學和朋友寫來的，每一封我都反複地看，常常是回信已經寄出了，來信仍放在我的枕頭下，作為每晚必閱的功課。
最開心的是我調到文工團之後，定居在海口市，離故鄉又近了幾百公裏。練完功大汗淋漓地我就往傳達室跑，如果有信馬上很驕傲地邊走邊拆邊看。隻要有時間，我回信是不過夜的，並且必貼航空郵票。那時節我還沒嚐過坐飛機的滋味，但我寫的信卻總是享受坐飛機的待遇。
如今有了電話，加撥一個長途區號就能把電話掛到家裏，和母親、弟弟通話，一下子把雙方的距離拉近了。但那種苦苦思家、家書似金的感覺，到老也忘不了。得閑的時候，我還是願意提起筆來，修一封家書，寄萬縷鄉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