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思想以先秦經典及諸子百家為根基，涵蓋了兩漢五經、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漢代漢賦、六朝駢文、唐宋詩詞、元曲與明清小說及曆代史學等一套特有而完整的文化和學術體係。五經包括了《易經》、《詩經》、《春秋》、《尚書》、《禮記》，讀之，可領悟中國獨學之博大精深。史學名著含《史記》、《左傳》、《漢書》、《資治通鑒》等，讀之，可以史明鑒，領會曆史長河的變遷與人生變化意義，涉及深邃的曆史與人生智慧。
現代意識上的國學，根據其內涵與外延，質的規定性，一般將其分成四大類：義理、考據、辭章和曾國藩在此基礎上添加的經世之學。其中，義理之學是國學之體，舉凡政治、思想、道德倫理、宗教思想都概括在其中，包括儒、道、墨、法及曆代思想家的主張。考據之學包括語言學、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目錄學、校勘學、考古學、金石學、曆史學等。辭章是對文學藝術的概括，包括曆代文學著作及其研究。經世之學即經世致用之學問，其內容包括天文、地理、醫學、曆算學等實用科學。國學是中國獨有的傳統學術，自成文化體係，是中國獨有的文化傳統、人文理念和認識方法。
中華民族曆來就是一個長於思辨、善於籌謀的智慧民族。祖先們曾以自己的聰明才智創造了光輝燦爛的古代文明，為炎黃子孫留下了豐富的精神財富，至今猶為世人推崇。中國聖賢是一個神聖的群體，他們是思想智慧的化身，道德行為的模範，進取成功的象征。他們的思想文化源遠流長，影響曆史深遠。
一、易經智慧--群經之首
《周易》是中國最古老的一部文獻，是國學思想之源。數千年來，它雄踞《六經》之首，“三玄之冠”，被稱為“大道之源”、“宇宙圖式”。《周易》又稱《易》，漢代經學家產生後尊稱其為《易經》。分上下篇，上經三十卦，各卦代表日、月、陰、陽、火、水等自然界關係，是講天道；下經三十四卦，各卦代表男女有別，是講人道。其中最基本的東西是“陰”、“陽”兩個符號，“-”是陽，“--”是陰。由兩個符號連疊二層為四象，三層組成八卦：乾、坤、坎、震、巽、離、艮、兌。這八個卦互相重疊就演繹成六十四卦。六十四卦中，每卦由六爻組成，從下往上數，第一爻為初爻，依次為“二”、“三”、“四”、“五”爻，最上為上爻。每卦有卦辭，每爻有爻辭，卦辭和爻辭構成《周易》“經”的部分。
《周易大傳》（即《易傳》），是關於卦辭和爻辭的注釋和論述，內容包括《彖上》、《彖下》、《象下》、《象下》、《係辭上》、《係辭下》、《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十篇，稱為“十翼”，傳說為孔子所著。《彖》解釋六十四卦的卦辭，對各卦的內容作出解釋；《象》解釋卦名爻辭的寓意；《係辭》總述《周易》的概況，指明《周易》由來，對宇宙的生成和一些象數原則進行闡釋；《文言》集中解釋乾、坤二卦的卦辭和爻辭；《說卦》集中講述八卦的性質；《序卦》說明六十四卦排列的順序及其意義；《雜卦》解說六十四卦的卦義。
《易經》對天地生成發展的判定，最重要的是“剛健中正，永不停息”，闡明陰陽變化法則，強調天地生生不息的功能，體現出天地陰陽剛柔動靜的微妙作用，是萬物生成發展進化的根源。將這一原理的闡明，廣泛應用到宇宙與人類變化現象上，使人能夠知變、應變、適變、去惡向善、避凶赴吉、生生不息。
《易經》用陰陽的對立統一對天、地、人進行說明，並猜想過去，預測未來，在不同條件下闡述事物的絕對性，又肯定事物的相對性，同一事物總有對立的兩方麵，對立麵是相互依存的，在一定條件下，又是相互轉化的。
《易經》在管理上有四大功能。《係辭·上傳》說：“易學有辭、變、象、占四道。”以言者尚其辭，依卦爻所係文辭來闡明吉凶的理論，便是“理”。以動者尚其變，觀察奇偶陰陽的數量變化，以決定進退行止，即為“數”。一卦一爻，各有所取象，以製器者尚其象，仿效卦爻的形象來製作器物以為用，稱為“象”。至於以卜筮者尚其占，乃是運用占卜來問事決疑，就是“占”。這“數”、“象”、“理”、“占”便是《周易》在管理上的四大作用。這四大作用涉及現代管理者們應關注的諸多問題。其一是常道和變通的宇宙法則。司馬遷闡述《六經》時指出：“《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周易》將陰陽範疇引入易理係統，提出“一陰一陽之謂道”、“物極必反”、“反複其道”、“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要求管理者順從社會客觀規律，不斷創新，適應時代發展。其二，剛柔相濟、陰陽相交法則。《周易》強調微變、漸變、與時而變，“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係辭上》中說：“剛柔相推而生變化……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宇宙萬物都在變易，但是變的當中，有一個不變的法則，即自然存在一定的軌道，一定的限度，管理者應掌握變易必循的軌道和必守的限度，預測未來的變化，尋求合乎情境的措施，這樣才能夠做到隨時應變。其三，趨吉、避凶、求生存。《係辭下》中說：“《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周易》的目的就是讓人們防患於未然，化險為夷，憂患意識作為中國文化的一個永久性命題，其根源就在於此。對於所有管理者來說，繃緊每一根神經，高瞻遠矚，瞄準市場，把握好前進的方向是其必備的素質。其四，修煉自身，贏得成功。時代是不斷前進的，有經營頭腦的人會隨時代的變化而改變自己的經營策略。
LTV公司是美國吉姆斯·林恩在1961年創辦的。僅僅7年工夫，LTV由原來一家不知名的公司迅速崛起，成為全美最大的15家公司之一。1946年，吉姆斯·林恩勉強湊足3000美元，成立了一家小公司--林恩電氣行。那時，林恩最主要的財產隻有一輛小卡車、一間租來的辦公室。二戰後，美國的建築業十分繁榮。辦公大樓和工業方麵的建築更是方興未艾。於是，林恩急忙參與其中，搶到了幾樁生意，積累了一些資金。到了50年代初期，林恩電氣行的年營業額已超過100萬美元。但是，由於他是私人經營，需繳許多所得稅，使得林恩真正裝進自己腰包的沒有多少。經過再三考慮，林恩決定將自己的電氣行改造成大眾公司，如此，不但可以減輕稅賦的負擔，而且有更多的合理避稅機會，更重要的是，股份公司是符合時代的發展，更容易擴張，也更能使利潤最大化。沒過多久，林恩電氣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並獲準發行80萬股普通股票，其中林恩擁有50%的股權，其餘的40萬股以每股2.5元價格上市。他成為了“負翁”。林恩在幾個朋友的幫助下，隻用了幾個月的時間就把上市的股票全都推銷完了。除去各種費用，林恩公司實收資本為75萬美元。吉姆斯·林恩，利用股市掙更多的錢符合時代的趨勢。於是，他決定利用股市撈到更多資金，創立一個龐大的公司王國。首先，他用現金購買了另一家電氣工程公司，從而使林恩公司擴充了一倍。而公司的股票售價在證券市場上立即扶搖直上。使得林恩公司在購買其他公司時，處於更加有利的地位，可以不必馬上用現金兌現了。公司股票在證券市場上日漸建立起信譽，價值日益看漲。沒過多久，林恩又買下一家電子公司，並改名為林恩電子公司，如此股票價格更高，緊接著他又用相同的方式，收買了阿提克電子公司和提姆柯電子公司。此時，他的公司，營業額已達1500萬美元。他從“負翁”變成了富翁。休斯·福特股份有限公司是美國重要的飛機和導彈製造廠，但是，它也成了林恩的收購目標。林恩采用雙管齊下的方法，一方麵從證券市場公開收購，另一方麵和現有股東私下成交，迅速取得近40%的股權，成為休斯·福特公司最大的股東。
LTV公司的產生和壯大都是因為它的總裁善於洞察時勢，隨時應變，由微變、漸變、與時而變，更新經營理念，贏得成功。
二、老子思想--無為而治
老子是飽學之士，萬世師表，孔子在二千五百年前向他請教，獲益匪淺。老子著有《道德經》，分為《道經》和《德經》，上下兩篇共八十一章。從第一章至第三十七章是《道經》，第三十八章至第八十一章是《德經》，“道”與“德”是老子哲學的一對範疇。“道”，老子解釋為“萬物萬奧”（《老子》六十二章）。按德國黑格爾在講授《老子》時解釋，則為“一切事物內在的邏輯”。“德”，老子解釋為“孔德之容，唯道是從”（《老子》第二十一章）。德依附於道，道為本德之器；道製約德，德說明道。
《道德經》是驚世之作，老子首先提出前人從未涉及的“道”，用“道”包容了天、地、人所有生息現象，並作出合乎邏輯的解釋，解決了過去唯物主義用一個元素無法說清世界現象的局限。《道經》是老子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德經》是老子的政治觀、曆史觀。他們兩者文化底涵互相依存不可分割。
《老子》提倡無為，不是要人們無所作為，而是主張人們的活動順應道之自然，因道之力順利便有所作為。“道常無為而不為”（《老子》第三十七章）。“聖人無為故無敗”（《老子》第六十四章）。通過無為實現“無不為”和“無敗”。把老子的這種哲學運用到社會生活領域，就是無為而治。從“無為”這個原則源生出以下幾個管理原則：其一，清靜。要使管理活動順應道之自然，必須首先以清靜、持重的態度處事，克服輕率，躁擾的弊病，老子一再強調君子要“清靜為天下正”（《老子》第八十五章）。“我好靜而民自正”（《老子》第五十七章）。其二，寡欲。老子把“寡欲”看作實現無為而治的一個先決條件，提倡“見素抱樸，少私寡欲”（《老子》第六十章），“不欲以靜，天下將自定”（《老子》第十九章）。主張君主“知足”和“知止”，“常使民無知無欲”（《老子》第三章）。隻要管理者自身寡欲和崇儉，就會上行下效，形成開源節流的好風氣。其三，下民。老子認識到：“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老子》第六十六章）。提出了領導者必先“下民”的管理原則，強調：“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並且以百川歸海作比喻說：“江海所以能為百川穀王者，以其善下之”（《老子》第六十六章）。下民其實是要求領導者應尊重員工的建議，關心下屬的工作生活，使下屬更好地為公司服務。
《老子》中的辯證法不但認識到事物運動、發展的關係，還用此辯證法來為自己謀利益，使實力較弱、在競爭中處於劣勢的一方，有效地抗禦乃至戰勝強大的對手。“弱之勝強，柔之克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老子》第四十章）。以弱勝強思想應用到企業管理中來，就是要求企業紮紮實實打好基礎管理工作，做到“知行合一”。所謂“知”，就是經營管理之道，“行”是周圍環境企業內部的認識，把企業經營之道轉化到企業經營活動中去。“知”固不易，“行”則更難，因為它是在不斷地同人類的惰性、人性的弱點作鬥爭的過程中。用“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台，起於累土；千裏之行，始於足下”來比喻基礎管理的重要性。在做基礎管理方麵，海爾可謂是成功的樣板。海爾總裁張瑞敏指出：“什麼是不簡單，將最簡單的事情按正確的操作規範做它一千遍，變成下意識的行為和習慣，就是不簡單。”為了在一個經濟落後的國家培養員工的現代意識，海爾不斷推出各種激勵措施。“正激勵”就是靠物質利益和精神利益拉動員工往前走，“負激勵”就是物質處罰和精神批評防止員工往下滑；前者被海爾稱為“拉動力”，後者被海爾稱為“止動力”。在海爾，基礎管理工作十分紮實，“總賬不漏項，事事有人做，人人有事做，管事看效果，管人看考核”。正是靠著紮實的基礎管理，弱小的海爾工廠才能與跨國公司競爭，並向世界500強邁進。
成都恩威集團總裁薛永新根據道家“天恩地威”的思想，為企業取名恩威集團。這位自稱1979年就追隨道家高人李真果的總裁，經過15年的努力，把一家隻有幾十名員工的鄉鎮企業，發展成為集科研、生產、貿易為一體的跨國集團。
薛永新根據道家思想，提出了獨特的恩威精神--清淨無為，守中抱一。“以清淨無為之道管理企業，嚴格的考評製度和勞動紀律與融通情感相結合，像疏導流水那樣開導職工”成為他治廠的基本理念，深深地打上了道家思想的烙印。
道家的創始人對“無”情有獨鍾，而水是老子對“無”的一則精妙的比喻。薛永新就用老子的這一思想教育員工，提倡“學習‘水’的本色”，像《道德經》上講的“水善利萬物而不淨”。他要求員工“去除貪意惡念，保持正知正見，記住教訓，忘掉成功，功成而弗居”。
薛永新以老子有與無的辯證思想作為一種大智慧進行企業管理，“以順待逆，以逸待勞，以卑待驕，以靜待躁”的後發製人策略；“以弱勝強，以柔克剛，以退為進”的競爭策略；正是道家“不爭之爭”思想的指導，恩威集團推出了其主導產品“潔爾陰”，它沒有與其他品牌去爭市場，而是進軍空缺市場，使“難言之隱，一洗了之”的產品概念傳遍大江南北。從成都恩威集團的經營業績來看，靠著道家清靜無為思想的指導，薛永新每每小試牛刀，卻常常受益匪淺。
三、孔子思想--言必行，行必果
孔子（前551年-前479），字仲尼，是春秋末期的儒家學派的開山鼻祖。《史記·孔子世家》中記載“仲尼弟子三千，賢能者七十二”，孔子的思想和智慧，不但獨特，自成一家，亦成為中華民族思想和精神的源頭，成為中華儒家文化的模式。他認為治國之道，在於安民，民貧則怨，民富則安。要維持安定必須先富民，他主張“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意為百姓富足了，國家才會富裕，百姓不富足，國家就不可能富裕。在治國安邦方麵，孔子主張“德治”、“仁政”，反對苛政和任意刑殺，他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極力強調從道德著手，才能使百姓服從政令，遵守法律，革除壞事。
孔子認為強國應有三個條件：“足兵，足糧，百姓栗於國”，意為有足夠的兵力，足夠的糧食，百姓對國家忠誠，並認為百姓對國家的忠誠最重要。
孔子把義與利這對哲學範疇作為德性高低的標準，他說：“君子重於義，小子重於利”，這對企業管理中有這樣的啟示：企業要長期發展，在追求利潤的同時，不能忘記回報社會。
孔子管理思想的目標是“富而教”（《論語·裏仁》），教育人們用長遠的利益克服眼前利益的短視。承認人追求財富欲望的合理性，“富與貴，人之所欲也；……貧與賤，人之所惡也”（《論語·裏仁》）。意為人一輩子忙來忙去，不過是為了“富與貴”二個字，避免“貧與賤”兩個字，社會上每個人追求富貴層次不一樣。孔子說：“小人喻於利，君子喻於義”（《論語·裏仁》）。此話用現代管理者來說，知識分子、中層幹部追求精神生活的長遠利益；普通員工追求眼前利益，更追求物質生活。因此，應對不同層次的人進行不同層次的管理。孔子還有一句話：“性相近，習相遠”（《論語·陽貨》）。意為追求財富、追求富貴之心，人人皆有，但不同的人追求富貴時表現出來的行為卻大相徑庭。輕易得到富貴的人往往很張狂，驕傲自大，生活奢侈；而經過艱苦得到富貴的人往往做事謹慎，處世低調，生活簡樸。既然人人都追求財富，要得到財富需要具備兩個條件，一是努力，二是能力。努力是態度問題，能力是水平問題。人的稟賦不一樣，再加上後天接受教育和把握機會不同，最後獲得結果就不一樣。至於後天教育，孔子說，“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論語·衛靈公》）。意為領導者受到教育後，會更認識到自己的能力不足，會謹慎得更關心員工；員工受到教育後，會更體諒領導，更能領會領導的意圖，這樣工作執行力肯定能提高。說明了在企業管理中必須重視教育培訓。
孔子思想主要是教人如何提高個人素養和情操，對企業管理就是如何提高領導者和管理者素質。俗話講：“小公司做事，大公司做人。”小公司領導者要親自幹，大公司領導者則是鼓動員工的積極性來幹。對提升管理水平，孔子強調七個方麵的重要性：其一，領導者要有一顆愛心，“仁者愛人”（《論語·子路》），“泛愛眾”（《論語·學而》）。平時我們常說的仁人誌士，就是讓天下人的高興起來，給天下的人獲得利益。“得民心者得天下”，“得民心者得市場”，隻有全心全意為顧客服務，讓顧客滿意，才能實現自己利益最大化的目的，這就是雙贏原則。其二，領導者要“得人”，孔子主張“選賢與能”，所謂“賢者”，是指協助最高領導者掌握全局的人。“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論語·泰伯》），意思是說，舜有五個得力的部下，即禹、益、契、棄、皋陶，而天下得以安定。這五個人，各有特殊的專業能力，能彌補舜某些方麵的不足，並很好地完成舜交給的任務。他們不僅自己幹，還能帶動周圍的人一起幹，並改變周圍人的行為，提升他們的素質，才叫偉大。其三，管理成敗的關鍵是領導。“萬方有罪，罪在聯躬”（《論語·堯曰》）。意思說，天下出現問題，都是我的責任，至少是領導者選人不當，至少是管理者用人的水平不高，至少是我領導群體的能力有限。孔子說領導者是要起表率作用，“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論語·子路》）。孔子還把領導人自身品質和行為對群眾的影響比喻為風和草。他說：“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論語·顏淵》）。意為“上行下效”。其四，領導者必須取得被領導者的信任。孔子說，“信則人任焉”（《論語·陽貨》）。“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論語·子張》）。他把“民信之”即取得百姓的信任看得比解決民食問題還重要。當他學生問他，如果取信於民和解決民食兩者難以兼顧時該怎麼辦，他毫不遲疑地回答：“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論語·顏淵》）。其五，領導者要寬以待人，嚴於律己。孔子強調領導者要“無求備於一人”，要“赫小過”（《論語·微子》），作為領導以寬容的態度對待員工，容易得到他們的擁護，從而使員工願意為完成領導者的要求而努力。這就是他所說的“寬則得眾”（《論語·陽貨》）。孔子主張領導者要“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論語·子路》），即嚴於責己，寬以待人。其六，領導者不要輕易插手具體事務。子曰：“小人也，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繈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孔子有個學生樊須要學種莊稼，孔子說樊須要當領導者，不應來幹具體工作的，那是老百姓的工作，不需領導者去做。孔子認為，領導者做具體工作人員該幹的事情，就是越位，就是不到位，就是錯位。其七，領導者應著眼於長期目標，反對急功近利，要求圍繞戰略目標來開展工作。孔子說，為政要“無欲速，無見小利。
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論語·子路》）。這裏“大事”即指長期戰略目標，“無欲速，無見小利”即不要急功近利。追求實現戰略目標的大利就可不顧任何“小利”，大利是由小利集合而成的，如果任何小利都不在意，大利是不可能得到的，實現戰略目標的問題也就無從談起。
聖經中也有一句被西方人奉為黃金定律（theGoldenRule）的話：你願人怎樣待你，你就怎樣待人.因此，作為個人，可能賺一筆錢就可以吃一輩子了，但作為一個企業，要長期生存發展，絕非靠賺一、二筆錢就能做到的。這也就是為什麼企業生產經營要講究職業良知的一個經濟學方麵的解釋。
1993年，當格斯特納執掌IBM時，他在危急時刻果斷重塑了IBM，企業宣傳孔子義利仁愛思想，強調IBM的員工注重職業良知，倡導以信用為核心的企業價值觀念，並提出“IBM就是服務”的口號。就這樣格斯特納把一個在過去三年裏虧損了160億美元，被《財富》雜誌列為“問題嚴重的大企業”重新帶入了發展的正軌。可見，在理智和邏輯的支配下，情感、意誌等因素的參與和滲透構成了良心作用的發揮。我們可以理解良心何以在道德生活實踐中具有如此巨大的情感力量和意誌約束力。事實上，這種作用在今天信息嚴重不對稱的高科技領域裏顯得特別重要。
四、孟子思想--人無有不善
孟子（前372-前289），名軻，字子輿，生活在戰國中期，儒家思想正處於信仰危機階段。當時的形勢正像孟子所說的那樣：“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墨之道不息”，“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滕文公下》）。於是孟子下決心要“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滛辭”，他將孔子的“天命論”發展為“天人合一論”，將孔子的“性相近，習相遠”的思想發展為“人性本善論”，將孔子的中庸思想發展為“執中有權論”，德治思想發展為“仁心仁政論”，孟子認為在政治生活中，老百姓是最重要的因素。他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幹水溢，則變置社稷”（《孟子·盡心下》）。社是土神，稷是穀神，社稷是土地和糧食的象征，也是國家的象征。意思說，隻有為人民所喜歡的人才做天子，為天子所喜歡的人不過是做諸侯，為諸侯所喜歡的人不過是做大夫。在必要的時候，諸侯或社稷可以變換，天子自然也是可以變換的。所不能變換的是民眾。人們常說的“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就是從這裏發展來的，這是孟子思想的理論係統與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