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事該他管，哪些事不該他管?張鐵民覺得，隻要有信寫給他，就是信任他，他就有責任去管。
西安地域之內的事不用說，甚至連寶雞山區的事兒，也來信給他。
一位農村姑娘，不知怎麼也曉得西安有個為民辦事的鐵市長，也竟從寶雞山區的窮鄉僻壤寄信來告狀，說她的父母包辦婚姻，她不服，遭到了毒打和淩辱，沒辦法活下去，要鐵市長搭救她。
張鐵民親筆回信，要她堅持同舊的傳統勢力作鬥爭，並為她出主意，想辦法，讓她先向當地組織反映，取得支持。萬不得已，可帶上他寫給寶雞市委書記杜魯公的親筆信，去寶雞伸張正義。還是寶雞的事。一位婦女，被迫出走，從寶雞流浪到西安。在火車站又被壞人欺騙，病倒在街頭。
張鐵民接到呼救的來信，即刻寫信給有關方麵，要求全力拯救這位瀕臨絕境的婦女。
事後，寶雞市委對張鐵民市長十分感謝。
什麼是“父母官”?怎樣才算“人民的市長”？張鐵民頭上的這些“桂冠”，是他用自己日理萬機、嘔心瀝血的艱辛勞作，從群眾那裏贏得的。而他從沒想去表白它。
八
張市長為民辦事的稱譽，頓時蜚聲西安內外。群眾登門求見的，寫信來的，與日俱增。可歎的是我們的職能部門，工作效率太差，信訪辦也管不了很多，一些中層部門處於板結狀態，使得問題積累如山。
張鐵民從報上看到長春市設立專線電話的消息，思路大開，如獲至寶。便提議設立市長專線電話。
這一提議，得到了副市長們的支持。從一九八四年三月一日起，市長專線電話通向了西安的每一台電話機。這裏，象是這個城市的中心樞紐，綱一樣聯絡著經經緯緯的網狀神經。如同千千萬萬條小巷，通向了座落在北院門的西安市政府大院。電話消除了距離的障礙，使世界變小了，卻也使市政府的視野變闊大了。
開張頭一天，張鐵民一大早就跑到專線電話辦公室，叮嚀在這裏負責的王建鵬同誌，群眾反映的問題可以隨時送給他，並且說：“你們的工作，要有主動性，要有獨立工作的能力，不要事事給市長彙報。也就是說，你們有權處理問題。遇到緊急情況，直接到現場第一線，處理之後再行彙報。”
既然市長這樣說了，具體做工作的同誌就完全可以放手去幹了。
市裏發生了什麼事，最敏感的首先是這市長專線電話。關於集資辦學的事，市上沒方案，沒細則。一說可以搞，一些學校就給學生家長攤派。結果，拿錢蓋宿舍的有，發獎金的有，也有用作書報費的，還有買了各種不該買的東西的。這樣，增加了家長負擔，反映很普通，但製止不力。開學這一天，好些學生被拒之門外。
反映這方麵情況的電話，一時間從四麵八方打給市長專線電話。群眾說，這問題不馬上解決，就組織上街遊行了。
張鐵民聽到彙報，立即召開有關會議，一定要製止這種攤派風。層層下達市政府的意見，又布置市政府發言人在電視上出安民告示。
群眾一聽，心安了。但教育部門有些同誌想不通，強調學校基礎差，設備、校舍簡陋，教師工資偏低，要求提高教師生活水平。
象水裏的葫蘆，這裏壓下去，那邊又浮起來。張鐵民連續組織了四、五次會議，反複做工作。應該肯定，集資辦學的方向是對的，也應該承認，中小學教師的待遇偏低，但不能有亂攤派，草率從事，而引起社會不安。防汛時節，群眾紛紛打來電話，怕房子塌了。張鐵民一邊布置防汛措施，一邊留神有關西安的天氣預報。
天一下暴雨，他就坐不住，急著趕出去，在風裏雨裏查看排水情況。哪裏房子塌了，斜了，他隨時打電話找有關部門解決。吊橋街遭到水淹，他趕到了現場，心裏很難過，這一帶地處低窪，民房簡陋，排水不利，已經是第二次遭水災了。
張鐵民對主管這方麵工作的副市長何家成說：“要徹底改造！不然，明年又要遭水淹，我們可怎麼向這裏的群眾交待，怎麼向全市人民交待?”
關於自來水的問題，也使他一度頗費周旋。群眾反映的很多，他隻能一處一處去跑。廣濟街的群眾反映，擔水走很遠路。張鐵民獨自一人跑去查看，被居民圍住了。經過了解，他當場拍板，增鋪自來水管。
郊區一個村子，三十多年來一直吃渾水。他帶上一套人馬，赴現場勘查設計，商量民辦公助的做法，使這裏的群眾吃上了清水。
通過整體的安排，以及他身先士卒，親臨第一線督陣的促進，關於吃水問題的群眾來信來電很快減少了。
“要多處理一些問題，處理一件就少一件。”這時候，張鐵民由衷地感到了他的想法不斷得到了證實。
少說些漂亮話，多注意些極平凡的但是生動的、來自生活的、被生活檢驗過對群眾有益的事。一個當市長的，也同樣需要這樣做。
九
這座城市還在睡眼朦朧之中，一些要找張鐵民伸張正義的人們，便開始悄悄地向市長所居住的家屬院集聚。
晚上就有人敲門，或把信件從門底下塞進屋子。
習慣於早起的張鐵民，一出門遇上的，便是夾道迎接他的送信的人群。他一一接過，放進皮包裏，鑽進車中去上班。
有時候，司機馬師怕耽誤了市長上班，就給群眾做工作，想替市長先收了這些信。但人家信不過似的，非要把信直接交給張鐵民不可。有人送過信了，還要在車外瞅瞅，看市長看了他的信沒有，
天長日久，張鐵民有時為考慮其他事情，就假裝不理睬地將信放在座位上。也是的，有些寫信告狀人，滿以為自己的事情比什麼都重要，好象市長是專門處理信件似的。臨下車了，張鐵民又將信珍惜地拿起來，並一封封地看過，生怕誤了大事。
他曾和司機商量，錯開上班時間。不行。換換車牌子，也不管用。要找他的群眾，不知從什麼渠道，把他的行蹤打聽得萬無—失。
他每次下班上車，少了人護送就亂了套。來訪的，告狀的，有的抱腿，下跪，拍打車門，攔車，呼喚著“鐵市長”，喊冤不止。
中國的老百姓啊，在傳統的觀念裏，總是要象古戲上攔轎下跪的場麵一樣，向他們信得過的“包青天”喊冤。似乎，除此形式之外，便找不到更好的辦法。寫信是可以的，但張鐵民每天收到的信件上百封，最多收到一千多件，他縱有三頭六臂，也是看不過來的。電話，是現代化通訊工具，曾經有一天也達到千餘次(件)，恐怕需要電腦才能梳理得清。但他還有別的事要做，就是專門坐下來看信，每天最多也處理不了十數封。一些信件，是他結交的知識分子朋友，有講師、教授、工程師，寫信來提建議，出主意的。還有工、農、兵、學、商各方麵的人，從外地來西安的人，有什麼看法，問題，意見，都寫信給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