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廊口的隔間裏有一張床上躺了個奄奄一息的老婦人，我照顧了她五天。修女總是站在她床前輕輕叫著她的名字，她非常虛弱，身體上長滿了爛瘡。她總是在昏睡，偶爾醒來，用渾濁的眼珠子看著天花板，我就用棉簽幫她挑去眼角堆積的眼屎。一個新西蘭來的女醫生每天會給她換藥，當我給她翻身時發現她的屁股因為長時間的躺臥已經潰爛，隱約可以看見骨頭。我總是希望她能多吃一點，那天中午的菜裏有一個雞蛋，我把米飯和咖喱汁拌在一起，把菜攪碎，一勺一勺地喂她吃，她吃了一點後就微微搖頭表示不吃了。
“你不吃怎麼會好起來呢？”我把雞蛋送到她嘴邊，她緊閉著嘴唇，用痛苦的眼神看著我，她已經沒辦法消化食物了。我還在試圖喂她，旁邊的一個病人看她不吃，就伸手過來奪我盤裏的雞蛋，我非常惱怒，一把將她的手打開，她衝我咿呀咿呀地叫，我生氣地端著盤子走開了，想了想，還是回來把雞蛋給了這個搶奪雞蛋的病人。
有時候我握著這個老婦人的手，她的手沒有一絲力氣，她整個人仿佛就像羽毛一樣輕，我撫摸著她的手，輕聲喚著她的名字，她就微微轉動著眼珠。一個早上，我像往常一樣係好圍裙，走過走廊，站在門口，習慣性地朝裏麵看了一眼，那張床是空的，我知道她已經死了。我並不驚訝，我知道這一天遲早會來，我隻是悲傷，既然在這裏，我就必須要麵對死亡。我從未了解過死亡，現在我知道了，死亡是很輕的，是無力的，是像羽毛在飛一樣的感覺。
穿著帶屎的褲子與瘋牛賽跑
我在帕拉貢旅館裏結識了很多新朋友：一個上海女孩，也是辭了職自己背包到加爾各答來做義工，因為她的職業是護士，所以我們都叫她“小護士”；19歲的寧波男孩付豪，在美國念大學，拿了暑期的獎學金到加爾各答來做義工；馬來西亞女孩楊，攢下勤工儉學的錢到這裏來，她在印度一個月隻花了兩百美金，被我視為省錢的典範；香港大叔勞倫斯，他每年都來垂死者之家做義工，已經堅持了六年。
我們每天早上一起出門，中午一起回來，一起吃飯聊天。一次吃飯的時候付豪掏出幾包榨菜，立刻被我們一搶而空，榨菜從未如此美味過，見到咖喱就反胃的我們隻能靠這個來撫慰一下自己的中國胃。我的日子過得非常開心，雖然住在如此簡陋的旅館，老板隻會每天拍著桌子叫“Pay！Paynow！（付錢！現在就付錢！）”但我交到了很多朋友，我並不覺得艱苦。
有人的地方就會有江湖，加爾各答的義工們也是如此，相處久了，彼此就會開始說一些八卦，比如某某和某某好像談戀愛了，某某早上躲在休息室裏哭了，某某今天又被薩德街上的小販宰了之類。
我也是個八卦之人，我認識的在修女之家服務最久的是一個香港的女義工，她1997年的時候就來了，至今已經15年，最後她把家也安在了加爾各答。我見到她的時候，她的外表看起來和一個印度人幾乎沒什麼兩樣，穿著紗麗，額頭點著紅痣，她和印度人最像的一點是她永遠都不準時，比如你和她約好兩點鍾在哪裏見麵，她會在兩點鍾的時候打電話說改到三點，三點的時候打電話推到四點並改到另外一個地點，四點的時候打電話說哎呀塞車要五點才能來。還有一個日本義工阿姨，她是個“拚命三郎”，工作非常努力，同時她也是個偏執狂，總是以長輩的姿態出現，比如疊衣服沒有按照她的方法來疊，她就會把你疊的衣服攤開自己重新疊過。有一天早餐會時她還和勞倫斯就如何倒奶茶這個簡單的問題吵了起來，最後兩人不歡而散。一個韓國大叔，他在加爾各答已經待了兩年，偶爾也會去修女之家做服務，更多的時候他就整日在薩德街上閑晃，或者自己醃泡菜，他的房間裏有一排的泡菜壇。還有個美國小夥，患有自閉症，從不跟人說話，更喜歡動物，總是自己買來貓糧和狗糧喂薩德街上的流浪貓和狗。薩德街上的傳奇和古怪之人如此之多，我是無法一一將他們道來的。
就這樣，兩個星期過去了。一個下午，我在街角買了個三明治，吃完我就躺下睡覺了，結果在劇烈的腹痛中醒來。我勉強爬起來，覺得渾身無力，頭暈目眩，我衝進廁所，還想嘔吐，此後我每隔半個小時就要去一次廁所。
那天剛好有一對做義工的香港朋友要離開，我強撐著想去給他們送行，結果站了十分鍾就堅持不住了，回去一頭倒在床上。我在床上躺了兩天，醒來的時候就吃幾根香蕉或者用電熱杯煮蔬菜湯喝。大家都很擔心我，紛紛獻寶似的掏出自己國家的藥給我吃，我先後吃了荷蘭、英國、法國、日本四個國家的藥，但是完全不管用，我的腹瀉還是止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