鴻雁突至傳音信
一二五九年，忽必烈率領東路軍攻打南宋鄂州，驚慌失措的賈似道，密遣宋京出使蒙古向忽必烈求和，主動提出願意向蒙古稱臣，劃長江為界，每年向蒙古貢銀二十萬兩，絹二十萬匹。忽必烈這時知道蒙哥死亡，正想北返爭奪汗位，求之不得，於是答應了賈似道的請求，率兵北返了。
中統元年（1260年）三月，忽必烈在開平登上大汗之位。這時，忽必烈為了和阿裏不哥爭奪大汗之位，願意與宋和好，於是按照慣例，派遣以翰林侍讀學士郝經為大使、翰林待製何源和禮部郎中劉人傑為副使的使團，出使南宋報告忽必烈即位的消息，同時要求南宋履行與賈似道簽訂的和議。
南方朝廷不知道賈似道私下簽約一事，事後，賈似道隱瞞了暗中求和真相，編造了鄂州大捷的瞎話，說他所遣諸路大軍均獲勝利，“鄂圍始解，江漢肅清。宗社危而複安，實萬世無疆之休”。
宋理宗以為賈似道有再造之功，下詔晉升賈似道為少師，封為衛國公，大肆褒獎。
當郝經使宋時，賈似道正讓廖瑩中等人編撰《福華編》，以稱頌其“解鄂州圍”之大功。他聽說郝經等人前來，害怕自己暗中向忽必烈求和及謊報軍情的真相暴露，便密令淮東製置司將郝經一行人員扣押在真州（今江蘇儀征）忠勇軍營，蒙古大使頓時成了階下之囚。
郝經無故被扣，不明原委，於是提筆上書宋朝皇帝，“願附魯連之義，排難解紛；豈知唐儉之徒，款兵誤國”。表明願為蒙古和南宋和好做出貢獻，賈似道置之不理。
郝經以為南宋皇帝不願和好將他扣押，又數次上書皇帝說：“不知貴朝何故接納其使，拘於邊郡，蔽蒙覆，不使進退，一室之內，顛連宛轉，不睹天日，綿曆數年。”
郝經希望宋朝皇帝以應忽必烈美意，“講信修睦，計要元元”，“使南北之人免遭殺戮之禍”。
郝經所上宋帝之書，無一例外，都被賈似道所扣押。郝經見其多次上書，杏無音信，又提出親見宋帝之請求，也不過是聽不到回響的“希望之音”而已。
賈似道見郝經上書，才華橫溢，又以其為漢人大儒，便想勸他投降，為己所用。但是，賈似道錯打了算盤，郝經不畏威逼利誘，大義凜然，守節不屈。賈似道沒有辦法，隻好下令把他押回去看管，不使絲毫消息透露出去。
郝經欲歸歸不得，欲見宋朝皇帝又見不得，多數隨員受盡了虐待和折磨，先後死去。
郝經多麼想把自己的境況報告給忽必烈啊！但又沒有辦法。隻好艱苦地熬時度日。
一天，有人送給他一隻大雁，經過請示，允許他養著解悶。
據說，這隻大雁見到郝經，連連拍打著翅膀，高叫不停，好象有什麼事情要訴說一樣。郝經見狀，若有所悟，頓時想起了漢代“蘇武牧羊”以鴻雁傳書的傳說，心想，我如今進不得，退不得，什麼消息也傳不出去．何不讓這隻大雁給忽必烈汗送個消息，讓曆史上的傳說變成現實呢!郝經想到這裏，立刻找出一條尺餘長短的布帛，鋪在一塊木板上，寫下了一首流傳千古的詩句：
霜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
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臣有帛書。
郝經題完詩以後，在詩下寫了“中統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雁，獲者勿殺”幾個字，後麵落款為“國信大使郝經書於真州忠勇軍營新館”。
因為郝經長期被囚，隻知道忽必烈即位時的中統紀年，不知道後來已經改為至元紀年了，所以詩後題寫的時間仍是按中統元年計算的中統十五年，實際上是至元十一年（1274年）。
郝經寫好帛書之後．就把帛書拴在雁足上，乘雁陣北飛之際，把大雁放飛了，遠去的大雁帶去了郝經千般情懷，萬種思念，但失去自由之身的他，此時隻有默默的企盼。
然而，事有湊巧，就在這一年，河南開封有位老百姓“射雁金明池”，就把這隻大雁射下來了，這位老百姓看到了雁足上的帛書，不知所以，趕忙把大雁和帛書交給朝廷，當帛書傳到忽必烈手中時，忽必烈感慨萬千，他既同情郝經的遭遇，又痛恨南宋的無理，更為這隻大雁感到驚奇。
忽必烈從帛書中知道了郝經的真正下落，掌握了賈似道破壞和議的真憑實據，立即派遣禮部尚書廉希賢及郝經的弟弟行樞密院都事郝庸赴宋責問蒙古使者無故被執一事。
宋廷方知賈似道暗訂和約及謊報軍情等事情真相，他們麵對元使詰責，理屈訶窮，又懼怕元朝的強大武力，立即答應釋放郝經等一行使人回國，並派其總管段佑以禮相送。
至元十二年（1275年），郝經一行回到了闊別十五六年的大都（今北京），忽必烈設盛宴歡迎。
但由於十五六年的囚徒生活和旅途的勞累，郝經已經耗盡了體力，身體日益衰弱，竟至臥床不起，不久就離開了人世。
忽必烈聽說郝經逝世，非常惋惜，命厚葬之，並親臨憑吊。
南宋腐敗日沉淪
中統元年（1260年）四月，忽必烈派遣郝經使宋，要求南宋履行劃江為界，貢獻銀絹二十萬兩匹的協議。
忽必烈滿懷喜悅的心情等著南宋送來銀絹。可事隔一年，不但南宋沒有送來銀絹，就連郝經的消息也如石沉大海一般。
忽必烈大怒，中統二年（1261年）七月，諭將士舉兵伐宋，特下詔曰：
“朕即位之後，深以戢兵為念，故年前遣使於宋，以通和好。宋人不務遠圖，伺我小隙，反啟邊釁，東剽西掠，曾無寧日。
“朕今春還宮，諸大臣皆以舉兵南伐為請，朕重以兩國生靈之故，猶待信使還歸，庶有悛心，以成和議，留而不至者，今又半載矣。往來之禮遽絕，侵擾之暴不已。”
彼嚐以衣冠禮樂之國自居，理當如是乎?曲直之分，灼然可見。今遣王道貞往諭。卿等當整爾士卒，礪爾戈矛，矯爾弓矢，約會諸將，秋高馬肥，水陸分道而進，以為問罪之舉。尚賴宗廟社稷之靈，其克有勳。卿等當宣布朕心，明諭將士，各當自勉，毋替朕命。”
忽必烈在詔書中揭露了南宋隨意羈留使者的罪行，表示不滅亡南宋誓不罷休。
但是，忽必烈畢竟是一位傑出的政治家，惱怒之餘，他又想起了郝經在蒙哥三路大軍攻宋時所說的“不合時宜”的話，理智戰勝了衝動，心情慢慢平靜下來，決定暫不大舉攻宋。
忽必烈暫不大舉攻宋，確是明智之舉。
因為，這時的蒙古形勢和蒙哥攻宋時比較起來，不見其好，隻見其壞。
其時，忽必烈即位隻有一年多，政權還沒有完全鞏固下來，阿裏不哥爭奪汗位的鬥爭正在激烈地進行，接著又發生了漢人世侯李璮的叛亂，內政的整頓剛剛起步，經濟的恢複和發展還沒有完全進入軌道，可以說當時的形勢是，內亂迭起，百廢待興。
在這樣一種形勢下，忽必烈哪有精力攻宋呢?
經過一番縝密思索，忽必烈於是決定，對宋朝無理扣留使者暫時忍耐，還是要把主要精力用於平定內亂和整頓內政上。
於是，忽必烈親統大軍鎮壓阿裏不哥和李璮叛亂。
與此同時，忽必烈又設官分職，大力穩定各地秩序。不久，忽必烈統治區域相繼穩定下來，經濟發展也走了正常軌道。
就在忽必烈平定內亂、穩定秩序、發展經濟，國力日見蓬勃的形勢下，南宋不但沒有抓住機遇，重新振興，反而倒進一步腐敗下去了。
南宋理宗是一位十分昏庸的皇帝，他是在奸臣史彌遠在寧宗柩前發動政變時登上皇帝寶座的，他深知史彌遠把他扶上皇帝寶座就是為了專擅朝政，因此，他把一切大權都交給史彌遠，自己甘當傀儡，直到紹定六年（1233年）史彌遠病死，他才“親政”。
理宗“親政”以後，曾一度任用董槐為相，但不久就被丁大全、馬天驥和他的愛妃閻貴妃所排擠。
三人狼狽為奸，一個鼻孔出氣，控製朝政，胡作非為。
當時有人在朝門上寫了“閻馬丁當，國勢將亡”八個大字，充分反映出人們對丁大全一夥奸黨的痛恨。
開慶元年（1259年）十月，丁大全因封鎖蒙古攻宋的消息而被罷相，賈似道開始控製南宋政權。
賈似道的姐姐是理宗早年寵愛的貴妃，他就是靠著賈貴妃的關係，飛黃騰達，在丁大全被罷時升任右丞相，領兵援鄂州，與忽必烈私自訂立城下之盟。
賈似道事後隱瞞真相，謊稱大捷，更加紅得發紫。
理宗晚年，賈似道置國事於不顧，以自己的好惡，定策立趙禥為帝，趙禥就是宋度宗。
宋度宗更加昏庸，他因為賈似道有定策之功，每逢朝拜，必定答拜，稱賈似道為“師臣”，而不直稱其名。百官都稱他為“周公”。
宋度宗允許賈似道三日一朝，後又改為六日一朝，不久又改為十日一朝，允許入朝不拜。
賈似道雖然不天天來上朝，但國中大事非他決斷不可，各級官吏隻好抱著文書到他家裏請求指示簽署。就是到了他家，也懶得親自動手，大小朝政，全交給館客廖瑩中、堂吏翁慶龍處理。
賈似道處理政事，全無公理，一切都按自己的私意行事，“正人端士，斥罷殆盡。吏爭納賂求美職，圖為師閫、監司、郡守者，貢獻不可勝計，一時貪風大肆”。
誰若是善於阿諛奉迎，即可得到高官厚祿。誰要是不會溜須拍馬、正直為公，必將受到排擠和迫害。
潼川府路安撫使劉整等武將，就是因為賈似道嫉功害能，先後被排擠出南宋，投降了蒙古。
文天祥、李芾等正直的士大夫也受到了排斥和打擊。朝廷之中隻剩下賈似道一夥蠅營狗苟的無恥之徒。
賈似道不但把朝廷搞得賄賂公行，腐敗成風，個人生活也相當腐朽。
他成天隻知吃喝玩樂，在臨安（今杭州）西湖邊的葛嶺上，修造豪華堂室，題作“半閑堂”，塑己像於其中，強取宮女葉氏及倡尼有美色者為妾，養妓女多人，“日肆淫樂”，又建“多寶閣”，強迫人們貢獻各種奇器異寶，藏於其中，每天前去觀賞。聽說“餘有玉帶，求之，已殉葬矣，發其塚取之”。
賈似道還整天玩蟋蟀，鬥蟋蟀，專門著述《蟋蟀經》描述他養蟋蟀、鬥蟋蟀的經驗。
他夜遊西湖，船上點的燈燭最為明亮，人們在高處望見湖中燈火與平日不同，就可以斷定是賈似道遊湖。
賈似道等人的腐朽生活，完全建築在千百萬人民的痛苦之上。他為了滿足自己的奢侈生活和解決政府的財政虧空，推行所謂的“公田法”，名義上規定每戶田地超過一定數量，就要將三分之一賣給官府作為“公田”，官府相應付給田價。
實際上是低價強取，所付田價以紙幣“會子”及“官告”、“度牒”充當，在“楮幣不通，物價倍長”的形勢下，猶如廢紙。弄得人們妻離子散，家破人亡。
賈似道還隨意橫征暴斂，除了加重正稅“兩稅”的稅收以外，還巧立名目，盡情勒索，什麼經製錢、總製錢、月樁錢、版帳錢、田契錢、稱提錢、折估錢、免行錢、曲引錢、納醋錢、賣紙錢、戶長甲帖錢、保正牌限錢、折納牛皮牛筋牛角錢等名目，應有盡有。
就是訴訟賈似道也要向百姓交錢，兩訴不勝還要交罰錢，訴訟得勝要交歡喜錢等，敲骨吸髓，不留有餘。
黃震曾總結南宋後期幾個特點，說當時有四大弊端，“日民窮、日兵弱、日財匱、曰士大夫無恥”。
王伯大指出當時的形勢說：“今天下之大勢如江河之決，日趨日下而不可挽。”
吳潛亦言：當時“國庫空虛，州縣罄竭”，“耕夫無一勺之食，織婦無一縷之絲，生民熬熬，海內洶洶。天下之勢譬如以淳膠腐紙粘破壞之器，而置之幾案，稍觸之，則應手隨地而碎耳”。
賈似道把已經腐爛的宋朝社會弄得更加腐爛了。
忽必烈在戰勝阿裏不哥、平定李璮叛亂，穩定了內部局勢以後，聽說南宋賈似道當權，怨聲載道，覺得滅宋的時機已經成熟，於是不失時機地發動了滅宋戰爭。
浴血鏖戰取樊城
中統二年（1261年），南宋潼川府路安撫使、知瀘州軍州事劉整因為受到呂文德忌刻，被呂文德所遣爪牙俞興誣陷為貪汙邊費，劉整遣使上訴於朝，賈似道不予接待。
劉整見賈似道殺向士璧、曹世雄等將領，危不自保，遂率所屬瀘州十五郡、戶三十萬投降於忽必烈。
忽必烈聞聽劉整來降。十分高興，授任他為府行省，兼安撫使，賜金虎符。又授任他行中書省於成都、潼川兩路。
劉整投降蒙古，使南宋失去了重慶上遊的險要、渙散了南宋鬥誌，還使忽必烈了解了南宋的內部矛盾和軍事虛實，鼓舞了蒙古人的士氣。
劉整認為南宋唯恃呂文德堅守鄂州，建議“遣使賂以玉帶，求置榷場於襄陽城外以圖之”，做好攻宋準備。
忽必烈采納了劉整的建議，派人帶著玉帶請於呂文德。呂文德接受賄賂，果然答應了蒙古的請求。
於是，蒙古“開榷場於樊城，築土牆於鹿門山，外通互市。內築堡壁”，進可攻，退可守，使蒙古占據進攻南宋的有利地勢。
至元四年（1267年），劉整入朝，向忽必烈獻策說：
“自古帝王，非四海一家，不為正統。聖朝有天下十七八，何置一隅不問，而自棄正統邪！”
他說，如今“宋主弱臣悖，立國一隅，今天啟混一之機”，建議忽必烈滅宋時應該改變作戰方略，暫置鄂州不問，“先攻襄陽”，並表示願為蒙古滅宋“效犬馬之勞”。
忽必烈正想舉兵滅宋，聽了劉整的話，又使他想起了即位之初郭侃所建的平宋之策，郭侃曾說：
“宋據東南，以吳越為家，其要地，則荊襄而已。今日之計，當先取襄陽，既克襄陽，彼揚、廬諸城，彈丸地耳，置之勿顧，而直趨臨安，疾雷不及掩耳，江淮、巴蜀不攻自平”。
當時由於忙於同阿裏不哥作戰，沒有實行其策。今日劉整所言，與郭侃不謀而合。忽必烈非常高興，立即批準了劉整的請求。
襄陽（今湖北襄陽）地處漢水中遊南岸，與北岸樊城（今湖北樊城）相對，是南宋扼守長江的屏障。
進攻南宋，先取襄樊，再由漢水進入長江，平定南宋，確是一個極好的滅宋戰略。
至元五年（1268年），忽必烈命阿術（大將兀良台之子）和劉整等人率領大軍把襄樊團團包圍起來。
第二年，忽必烈又派丞相史天澤前往規劃，不攻下襄樊，誓不罷休。
襄陽位於漢水南岸的一個河灣裏，東、北、東南三麵臨水，與北岸樊城相對，中有浮橋相通。
南宋駐守襄樊的是呂文煥等人率領的重兵，他們依恃有利地形和堅固的城防，頑強地抵抗蒙古軍隊的進攻。
阿術與劉整攻城不克，發覺蒙古水戰不如宋軍，劉整與阿術計議曰：“我精兵突騎，所當者破，惟水戰不如宋耳。奪彼所長，造戰艦，習水軍，則事濟矣。”
於是，兩人修書請示朝廷，當即獲得忽必烈批準。
兩人同心協力，很快造出戰船五千艘，訓練了七萬水軍，強行攻城。但襄樊兩城互相支援，蒙古軍隊仍然攻不下來。
阿術與劉整又采取築堡封鎖的辦法，築起長圍，聯絡諸堡，把一座襄陽城圍得鐵桶相似，水泄不通，致使城內供餉困難，缺少鹽、柴、布匹等物，甚至出現撤屋為薪、縫紙為衣的窘況，襄樊城陷入了極端難堪的境地。
可腐朽的宋度宗和賈似道仍然終日淫樂，無心救援。
沿江製置使夏貴等不及朝廷命令，乘秋季大雨、漢水猛漲之機，率領舟師前往襄樊救援，軍隊行至虎尾洲時，被阿術所率蒙古軍打敗。範文虎也曾率領部分舟師來援，但行至灌子灘也為阿術所敗。
駐紮郢州（今湖北鍾祥）的宋將李庭芝見襄樊形勢危急，如坐針氈，請求朝廷出兵救援，沒有結果，隻好出重賞召募三千民兵，由張順、張貴率領，強行突破蒙古軍隊封鎖，去襄陽運送物資。
鹹淳八年（1272年），張順、張貴率領舟師轉戰一百二十裏，衝破元軍攔截，冒險殺入襄陽城中，及至清點人數，不見張順。
過了數日，江上浮出張順屍體，身中四槍六箭，手中仍死死抓著弓箭不放。
張貴進入襄陽以後，派人潛回郢州，與郢將約定派兵龍尾洲接應。至期，張貴率軍突圍，接近龍尾洲，郢軍已撤，龍尾洲已為元軍所據。
宋軍倉促接戰，大敗，張貴重傷被俘而死。李庭芝援救襄樊的活動也以失敗而告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