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容百家重儒學
蒙古族族文化發展起步較慢，成吉思汗時期借用畏兀兒字母書寫蒙古語言，創製了蒙古畏兀兒文字，可以供人們學習的文獻太少了。
作為藩王的忽必烈雖然努力學會了畏兀兒蒙文，但仍然滿足不了自己渴求知識的強烈願望。
忽必烈開始向蒙古人以外的世界去探求更加廣泛的知識。
剛開始初，忽必烈曾想了解傳說中帶有神秘色彩的佛法，他曾向海雲禪師詢問“佛法中有安天下之法否?”海雲禪師建議他尋求安天下之法不要到佛法中去尋求。而要“求大賢碩儒，問以古今治亂興亡之事”。
此後，忽必烈便開始到漢儒那兒尋求知識。他通過劉秉忠等人，招致了大量漢儒，每招致一位漢儒，都要讓這位漢儒給自己講授儒學文化知識。
通過漢儒，忽必烈發現，漢文化高深莫測，博大精深，那裏不僅有治國之方、為君之道、禦人之術，也有為入之道、處世之方以及如阿處理家庭、鄰裏和社會關係的準則等等。
可以說，舉凡天上、地下和人間諸事，應有盡有。這種五彩繽紛的世界，忽必烈以前連聽說都沒有聽說過。於是，他開始如饑似渴地學習。
忽必烈學習漢文化知識，主要內容是學習儒家經典。儒家思想主要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道理，這些道理，對忽必烈來說太重要了。
這樣，忽必烈便讓漢儒為他講解儒家經典及曆代治亂興衰的曆史經驗和教訓等等，心甘情願地當一名小學生。後來，忽必烈即位當了皇帝，也擠出時間聽講，並且持之以恒。
通過儒士介紹，忽必烈對《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孝經》、《尚書》、《周易》、《大學衍義》、《春秋》、《資治通鑒》等書都有所了解。漢文化書籍浩煙海，忽必烈一時難以學完，為了便於掌握，忽必烈曾命商挺、姚樞、竇默、王鶚、楊果等人為他重新撰寫了《五經要語》凡二十八類，作為讀本。
中書左丞許衡，也曾“集唐虞以來嘉言善政，為書以進。”供忽必烈學習。為了吸取曆史上治亂興衰的經驗和教訓，忽必烈又令王磐、徐世隆、王鶚等人將金世宗時期的治國方略編成《大定治績》一書，“以備乙夜之覽”。
徐世隆將堯、舜、禹、湯為君之道德撰成書，由安藏譯寫以進。不忽木也曾書寫《貞觀政要》數十事，獻給忽必烈。
忽必烈學習肯下功夫，他作為一個國王，日理萬機，但一有閑暇就與身邊大臣、儒士討論曆史上君主的為君之道和大臣們的為臣之道等，並令儒士為他講解。
忽必烈常常將儒士請到自己的帳殿，“陳說古先帝王政治”，總是聽得津津有味，忘記疲倦。忽必烈白天的時間十分有限，為了多學習一點兒知識，就利用晚間學習。
忽必烈在為藩王時，請王鶚等人“進講《孝經》、《書》、《易》及齊家治國之道，古今事物之變，每夜分，乃罷。即位以後，事務繁忙，更是學習到深夜，就是出征打仗，忽必烈也不因為軍務繁忙而一時停止學習，比如，他率軍征伐大理時，特命姚樞等人從行。
行軍之餘或是晚間姚樞為忽必烈講解經書及古今治亂得失，姚樞曾經為忽必烈講述了北宋太祖趙匡胤派遣曹彬攻取南唐不殺一人的事跡，第二天，忽必烈坐在馬鞍上對姚樞說：“你昨天晚上講的曹彬不殺之事，我也能做到。”結果，忽必烈攻取大理，也沒有濫殺。
忽必烈親率大軍平定阿裏不哥叛亂時，也令賈居貞等人從行。一有閑暇，賈居貞等就為忽必烈講說《資治通鑒》，“雖在軍中，未嚐廢書”。趙璧用蒙古語譯出《大學衍義》，經常在馬背上為忽必烈講解。這種廢寢忘食的學習精神，在古代帝王當中是比較少見的。
因為忽必烈對學習曆史上統治經驗的重要意義有著充分的認識，學習十分努力，很快就掌握了曆史上君主治理國家的事跡，其曆史知識甚至於超過一般漢人。
比如，忽必烈招至趙孟頰以後，曾經問道：“汝趙太祖孫耶?太宗孫耶?”趙孟頰回答道：“臣太祖十一世孫。”忽必烈又問道：“太祖行事，汝知之乎?”趙孟頰回答說不知。忽必烈接著說：“太祖行事，多可取者，朕皆知之”。
許衡曾將上自唐虞，下訖遼金的曆代帝王名諡、統係、歲年等編為課本教授國子學生，忽必烈曾經按其課本內容口試當時還是國子學學生的不忽木等。這些都可以說明，忽必烈並非是一般知道曆史知識，而是相當精通。
忽必烈在學習漢文化知識時，主張理論聯係實際，反對盲目亂學，他曾經說過，“漢人惟務課賦吟詩，將何用焉?”主張“通經書，學孔孟”，有益於治國。他所學的經書及曆代統治經驗，都是為他治國服務的。
因此，忽必烈在曆代帝王之中，比較重視唐太宗、宋太祖和金世宗等人，在治國及為人行事等方麵，有意仿效這幾位名君。而對漢高祖劉邦，最初則不太在意，在焦養直講到漢高祖時，忽必烈曾“誦所舊聞”。以其“起自側微”而予以輕視，後經焦養直反複論辯，才逐步轉變了對漢高祖的看法。
忽必烈勤奮好學，不但注重學習曆史知識，也注重了解當時的社會實際，“欲見萬裏如在目睫，以決其幾”。他曾經派遣賀勝等人“遍曆吐蕃、雲南、廣海之地，往返觀察。軍旅所及，必得其情以歸報”。馬可·波羅出使各地以後，忽必烈也讓他作以具體詳細彙報，以便及時掌握全國各地情況。
因為忽必烈虛心好學，掌握了大量曆史知識和現實情況，才能較好地將曆史理論與現實實際結合起來，製定出比較切合實際的統治方針和政策，對於促進社會的穩定及發展，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知人善任選英才
在漢儒的幫助下以及自己親身實踐中，忽必烈十分清楚“人才乃治之本”和“天下治亂，係於用人”的道理，他非常相信成吉思汗說過的那句話：“人主理天下，如右手持物，必資左手承之，然後能固”。因此，他特別重視選拔和任用幫助他治理天下的人才。
還是在身居藩邸的時候，忽必烈就認識到用人的重要性，他對唐太宗即位前在秦王府延攬了房玄齡、杜如晦、虞世南等一批人才，終於成就了一代盛唐偉業。忽必烈，意欲仿效唐太宗，廣泛招攬四方之土，為成就自己的一番帝業做好準備。因此，他思賢若渴，聞才即拜，不惜禮賢下士，廣聘人才。
忽必烈見身披袈裟的劉秉忠足智多謀，很有學問，即把他留在自已的身邊，後來令其還俗，為自己服務。
忽必烈聽說趙璧有才，即遣使“召見，呼秀才而不名。”聽說金朝進士李俊民是位賢才，便“以安車召之”。又聽說金朝狀元王鶚是人中之傑，即遣人召至漠北。至於“才器非常”的郝經、“有王佐略”的姚樞、以經術而知名的竇默、多才多藝的李冶、理學大師許衡、學優才贍的李昶、見識非凡的張德輝、金代文學泰鬥元好問、聰明能幹的張文謙等人，更是不能漏掉，千方百計地羅致而來。
正如李謙所描述的那樣，忽必烈“始居潛邸，招集天下英俊，訪問治道，一時賢士大夫，雲令輻湊，爭進所聞。迨中統至元之間，布列台閣，分任嶽牧，蔚為一代名臣者不可勝紀”。
忽必烈即位以後，渴求賢士的精神仍然沒有改變，他多次下詔征求人才，比如，至元十八年（1281年），“詔求前代聖賢之後，儒醫卜筮，通曉天文曆數，並山林隱逸之士”。
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複詔求隱晦之士，俾有司具以名聞”，等等。
忽必烈聞聽楊恭懿是位人才，不厭其煩，派人屢次誠心邀請，才請至京師，大有劉備三顧茅廬的味道。在忽必烈的倡導和真心真意求賢的感召下，其時，薦才、用才、惜才之風頗為盛行。
儒學和術數兼通的太子讚善王恂、很有大器的禦史中丞程思廉、久著忠勤的戶部尚書馬亨、守正不阿的刑部尚書尚文、大科學家郭守敬、書畫泰鬥趙孟頰等人，都陸續被推薦入朝，並受到重用。
以往，人們在評論忽必烈用人時，常常認為忽必烈把人分為四等，實行民族歧視政策，用人極其不公。實際上，忽必烈用人並非完全區分民族和地域，隻要有才和願意為他服務者，他都加以利用。
比如，在他所任的著名人物之中，有蒙古族的伯顏、安童、完澤、哈喇哈孫、玉昔帖木兒等；有漢人劉秉忠、張文謙、董文炳、董文忠、董文用、史天澤、王文統、趙璧、張啟元、商挺、楊果、李庭、鄭製宜、汪惟和、賀惟一、範文虎、劉整、盧世榮等；有南人程钜夫、趙孟頰、葉李、留夢炎、王龍澤、餘恁、萬一鶚、張伯淳、孔洙、淩時中等；有色目人不忽木、廉希憲、賽典赤贍思丁、阿魯渾薩理、阿合馬、桑哥等；還有西夏世族高智耀、契丹宗室耶律鑄、拂林人愛薛、西域造炮專家亦思馬因和阿老瓦丁、尼泊爾建築藝術家阿尼哥、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西藏宗教領袖八思巴等。
在忽必烈任用南人程钜夫時，曾有人說：“钜夫南人，且年少”，反對任用程钜夫。忽必烈一聽，大怒，說：“汝未用南人，何以知南人不可用！自今省部台院，必參用南人”。
在任用趙孟頰時，也有人說趙孟頰是被元朝滅亡的南宋宗室，恐非與元人一心，不宜留在皇帝左右，忽必烈不聽，照常任用。
忽必烈廣泛任用五湖四海的各族人，說明忽必烈用人並非嚴格劃分民族界限，而是看其是否有才及其對自己的忠心如何，隻要符合這兩條標準，他都大膽起用。
當然，也勿庸諱言，忽必烈把蒙古人放在首位，而把漢人和南人放在低於蒙古人的位置上，那是忽必烈害怕漢人和南人不能傾心輔佐他所致，事實上，忽必烈這種擔心和畏懼也是必要的，完全可以理解。
忽必烈還能注意量才用人。劉秉忠曾經向他建議說：“明君用人，如大臣用材，隨其巨細長短，以施規矩繩墨”。忽必烈認為有道理，因此，特別注重利用人才的長處，以便分別發揮其作用。
比如，許衡等人深通儒家經典和曆史上的治亂興衰之理，但他們又有些流於空談，不務實際，特別是對國家急需的理財問題一無所知，這樣的人才就不是宰相之才，所以，當有人提出讓許衡做宰相時，忽必烈不屑一顧。而讓他去管理教育及備顧問，才是真正地發揮了許衡的長處。
忽必烈認為，宰相之才，需“明天道，察地理，盡人事，兼此三者，乃為稱職。”他認為阿合馬等人才任宰相。
阿合馬等人善於理財，忽必烈就任用他們理財，以發揮其特長，這是正確的。但阿合馬等人又有貪汙受賄和大肆搜斂的短處，忽必烈未能及時加以限製，致使其理財失敗。
以往，人們都認為忽必烈任用阿合馬、盧世榮和桑哥是其失誤，實際上，忽必烈也是量才使用。平心而論，阿合馬、盧世榮和桑哥也確實是理財人才，忽必烈任用他們並沒有錯誤，隻是在使用過程中沒有對其商人貪婪的一麵加以限製而已，所以出現了難以彌補的損失。
忽必烈用人不搞絕對化，不因一時一事而隨意廢棄人才。阿合馬理財時任用了大批人，其中有不少人是當世之才。阿合馬被王著錘殺以後，其奸貪之事暴露，忽必烈對阿合馬之黨進行了懲處。
隨後，盧世榮受任出來理財，盧世榮有意任用一些阿合馬任用的人才，但害怕人們說他與阿合馬同流合汙，特上奏忽必烈說：“天下能規運錢穀者，向日皆在阿合馬之門，今籍錄以為汙濫，此豈可盡廢。臣欲擇其通才可用者，然懼有言臣用罪人。”
忽必烈很讚同阿合馬所用之人“豈可盡廢”的觀點，同意任用阿合馬時期的才能之士，特回答說：“何必言此，可用者用之”。桑哥理財失敗以後，有人上書建議，斥退那些在桑哥得勢時“為詩譽桑哥者”。忽必烈大為不悅，說：“詞臣何罪!使以譽桑哥為罪，則在廷諸臣，誰不譽之！朕亦嚐譽之矣”，堅持任用桑哥之黨首惡分子以外的才能之士。
這種將阿合馬、盧世榮、桑哥之黨首從分開，不因一時一事而廢棄人才的做法，是正確的。無怪乎封建史家說忽必烈“度量弘廣，知人善任”，忽必烈確實是一位具有政治家風度和雅量的偉大人物。
喜聽忠言能納諫
任何一位偉大英明的皇帝，僅靠一人的聰明和智慧，也難免有失誤之處，因此，古人特別重視廣開言路，把大臣進諫和皇帝納諫看成是名君名臣的美德。忽必烈接觸漢文化以後，也注重廣開言路，集中眾人的聰明才智，共同治理國家。他用曆史上的名君為榜樣，注意接受大臣們的建議和意見，成為曆史上一個能納諫的有名帝王。
忽必烈即位伊始，麵臨的是一個曆經戰亂、百廢待興的局麵，一切都要從頭做起。他急於思治，特召見張雄飛和江孝卿說：“今任職者多非材，政事廢弛，譬之大廈將傾，非良工不能扶，卿輩能任此乎?”江孝卿聽了這話，搖搖頭謝稱“不敢當”。張雄飛則回答說：“古有禦史台，為天子耳目，凡政事得失，民間疾苦，皆得言；百官奸邪貪穢不職者，即糾劾之。如此，則紀綱舉，天下治矣。”
忽必烈聽後，很高興，馬上創立禦史台，以前丞相塔察兒為禦史大夫、張雄飛為侍禦史。忽必烈特意對他們說：“卿等既為台官，職在直言，朕為汝君，苟所行未善，亦當極諫，況百官乎！汝宜知朕意”。
從此，忽必烈就將廣開言路、糾正缺失的任務交給了禦史台，以醫治中書省、樞密院左右兩手及諫阻皇帝缺失。繼而，忽必烈又立諸道按察司及肅政廉訪司等機構，以加強對地方的監察。
忽必烈曾經與李冶討論曆史和曆史人物，忽必烈問李冶，魏征何如?李冶回答說：“魏征忠言讜論，知無不言，以唐諍臣觀之，征為第一。”忽必烈又問：“今之臣有如魏征者乎?”李冶回答說：“今以側媚成風，欲求魏征之賢，實難其人”。
李冶在明確指出，當時溜須拍馬、阿諛逢迎成風，難於尋找像唐朝魏征那樣敢於犯顏直諫的人。竇默也曾向忽必烈指出：“君有過舉，臣當直言，都俞籲咈，古之所尚。今則不然，君曰可臣亦以為可，君曰否臣亦以為否，非善政也”。忽必烈看不慣這種阿諛逢迎之風，下決心予以扭轉，真正打開言路，以便利國利民。
至元十四年（1277年），王思廉為忽必烈講讀《資治通鑒》，講了魏征犯顏直諫的故事。王思廉說魏征經常犯顏直諫，有一次，把唐太宗很生氣，回到後宮氣說，一定要殺掉魏征，長孫皇後得知事情原後，馬上換上朝服向唐太宗進諫賀喜，說國有魏征那樣諍臣是皇帝之福，國家之福，隻有皇帝虛心納諫，大臣才敢犯顏直諫，這亦是皇帝英明的一種表現。唐太宗聽了長孫皇後的話，轉怒為喜，與魏征如初。忽必烈聽了這個故事以後，讓王思廉到皇後閣為後妃們講衍其說，也令大臣們都知道這個故事，目的就是要大臣們以魏征為榜樣，後妃們以長孫皇後為榜樣，敢於進諫。他自己當然要以唐太宗為榜樣，虛心納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