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記憶裏，星期六是一個充滿了憂慮的日子。天氣又悶又熱。我睡得很少，很早就起床了。不過我妻子睡得很好。吃早飯前我來到園子裏，站在那裏停著，但除了雲雀的聲音，草地那裏沒有別的聲音。
送奶人和平常一樣來了，我聽見了他馬車的聲音，於是走到旁邊的門邊去打聽消息。他說昨晚部隊已經包圍了火星人，可能要開炮了。後來，我聽見了熟悉的、令人欣慰的聲音，火車朝沃金開來了。
“如果可能，”送奶人說，“我們並不想殺了他們。”
我看見鄰居也在花園裏，就和他隨便聊了幾句，然後回去吃早飯。那是一個極尋常的早晨。我的鄰居認為軍隊會在白天抓住或者殺掉火星人。
“可惜他們不願意讓我們靠近，”他說，“知道他們怎樣在另一個星球上生活一定非常有趣，我們可能會從它們身上學到些什麼呢。”
他來到籬笆邊，遞給我一把草莓，他喜歡園藝，所以常常有豐厚收獲。同時他告訴我巴愛福利特高爾夫球場附近的鬆林給燒掉了。
“他們說，”他接著說，“那邊又落下了一個東西——第二個。不過一個夠多了。那片草地上的事兒完了以後，一定會讓保險公司花不少錢。”他極有幽默感地笑了。他說那片樹林還在燃燒，並指給我看遠處一片煙幕。“地上有那麼多的鬆針和泥炭，還要熱上好幾天呢，”然後又談起了“可憐的奧吉爾維。”
吃過早飯以後，我沒有工作，而是決定走到草地那邊去。在鐵路橋底下我看見了一隊士兵，我想他們是工兵——帶著小小的圓帽子，肮髒的紅色外套敞開著，露出了裏麵的藍襯衫、深色的褲子，靴子捋到小腿上。他們告訴我運河那邊不讓人過去，沿著路邊朝橋的方向望過去，我看見一個卡迪幹的哨兵在站崗。我和這些士兵聊了一會兒；告訴他們昨晚看到火星人的情形，他們沒人看到過火星人，於是向我問了好些問題。他們說不知道是誰給部隊下達的命令，以為騎兵隊裏出了什麼事情。普通的工兵比步兵的教育程度要高得多，他們熱切地談論著可能發生的戰爭的特殊情況。我向他們描述了熱光的情況，他們就開始爭論了起來。
“我說，利用掩蔽物偷偷爬過去，再給他們來個突然襲擊。”一個工兵說。
“是啊。”另一個說，“掩蔽物對熱光有什麼用呢？它能把你燒熟了！我們隻能盡量靠近，然後挖一條壕溝。”
“去你的壕溝吧！你老想著挖溝；你生來就是隻兔子該多好啊，斯尼比。”
“他們沒脖子，是嗎？”第三個士兵突然插嘴說——他是個身材矮小、充滿沉思、膚色黝黑的人，還抽著煙鬥。
我又重複了一遍自己的描述。
“我叫他們章魚，”他說，“我們在跟魚作戰。”
“殺死他們不算罪過。”第一個人說。
“幹嗎不給一顆炮彈結果他們？”又黑又矮的士兵說，“不知道他們會幹出些什麼來。”
“你的炮彈呢？”第一個人又說，“沒時間了。依我看要幹就得快點動手。”他們就這麼談著。過了一會兒我離開了他們，想到車站去多買些報紙。
不過我不想把那個漫長的上午和下午的情況描述給讀者們聽了。我也沒能看到草地，因為霍散爾和恰伯罕都給軍方控製了。和我說話的士兵什麼都不知道；軍官們則一臉神秘莫測的樣子，忙來忙去。我發現鎮裏的人因為軍隊的到來又有了安全感，我聽到煙店的老板馬歇爾的兒子也死在草地上了。士兵們讓霍散爾附近的居民們鎖上門，離開自己的房子。
我大約兩點鍾回家吃了午飯，我感到很疲倦，因為正像我已經說過的，天氣很悶熱。我下午衝了個冷水浴想提提精神。大概4點鍾的時候我到車站上去買晚報，因為早報對漢德森、奧吉爾維和其他人的死描寫得非常不準確。但是晚報上也沒有什麼新消息。火星人再也沒有露出頭來。他們好像在坑裏忙碌著，時而傳來敲擊聲，不斷有煙氣往外冒。很顯然他們在為打仗作準備。報紙上千篇一律地報道說：“用信號跟火星人取得聯係的方法又失敗了。”一個工兵告訴我，信號是由一個人站在溝裏舉著一麵旗子打出的。但這並沒有引起火星人的注意，就像我們不會注意到一頭牛叫一樣。
我必須承認，這種武裝的場麵，所有這些準備讓我很激動。我開始充滿了好戰的想象，設想著用各種各樣的方法摧毀入侵者；我學生時代一些打仗立功的英雄主義的夢想又回來了。當時我覺得那絕不會是一場勢均力敵的戰爭。因為火星人在坑裏顯得那麼的無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