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1903—1950）在《我為什麼寫作》一文中說：“撇開生計緣故，一個人之所以寫作，不外乎四個動機：一是純粹的自我主義；二是審美激情；三是曆史衝動；四是政治目的。”
我寫《民國女人香》，一半基於“曆史衝動”，另一半則源於“審美激情”。
一
唐代文人李冗的筆記小說《獨異誌》中有一個“愛妾換馬”的橋段。
曹操的兒子曹彰偶遇千裏馬，心癢難撓，偏偏主人惜售，對高價無動於衷。曹彰隻好收起錢袋，將年輕貌美的侍姬一字排開，他讓對方任意挑選一名。“百金買駿馬，千金買美人，萬金買高爵，何處買青春？”若按照明代詩人屈複開列的“市價”，用美人換取駿馬，這樣的賠本買賣隻有十足的傻瓜才肯去做，偏偏曹彰就是這樣的傻瓜。至於那位美人對瞬間易主的人生變故作何感想，作何打算，竟被小說作者忽略不計。在亂世中，馬匹是四條腿的牲口，女人是兩條腿的牲口，二者都無法掌握自己的命運。
無獨有偶，明代小說家馮夢龍編纂《情史類略》，在“情憾類”《朝雲》條下，轉錄了一則蘇東坡用婢女春娘換白馬的逸聞。春娘性格剛烈，對成命抵死不從，為此她口占絕命詩一首：“為人莫作婦人身，百年苦樂由他人。今日始知人賤畜，此生苟活怨誰嗔！”眾人尚未反應過來，春娘已疾步跨下台階，頭撞院中槐樹而死。
這個故事未必可信，但中國古代的世相如此，女性的命運如此，則斷無可疑。魯迅曾轉述夏穗卿的話說：“中國在唐以前女人是奴隸，唐以後則男子全成為奴隸，女人乃是物品了。”這句話若放在曆史中去考量，未必完全正確，但譬喻相當到位，也相當靠譜。奴隸畢竟還算是人，物品則連人的資格都被取消了，豈不悲催？
在中國古代漫長的黑暗時空中，無數儒生肅立於鐵幕之後，將仁義高調唱得停雲裂帛，卻對春娘們的悲歌置若罔聞。倘若女性真去苦等彼輩天良發現，就得要有俟河之清的絕佳耐心才行。
二
天才作家蕭紅曾說，“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卻是因為我是個女人”，她還曾說，“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這既是她個人的感觸，也是民國女性共同的悲哀。抗日英雄趙一曼在《濱江述懷》一詩中寫道：“男兒若是全都好，女子緣何分外差？”這既是她個人的質疑，也是民國女性群體的詰問。
民國女性被官方史書習慣性忽略，這種情形至今仍沒有什麼明顯的改觀。中華書局從1978年開始組織專業人員編纂出版中華民國史料叢稿《民國人物傳》，迄至2005年，曆時二十七載，陸續出版十二冊，共收入人物近千名，其中卻隻有寥寥七位女性傳主（秋瑾、宋慶齡、宋美齡、何香凝、李德全、陳璧君、阮玲玉）。由此可見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