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些年了，我們幾個朋友的心裏始終藏著一個秘密。直到前些日子，當年的保密者相聚，才一致同意撤銷“保密令”，可都說不堪回首那一幕。我卻不時地想起來，想得心兒酸酸痛痛還有那麼點兒甘甜……
那時我們都處於芳齡妙齡大好年華，且毫無例外地從五湖四海一起走到了海南，落戶很邊遠的山區農場接受再教育。那實在是個很美麗的小山窩，滿目青綠，樹木成蔭。尤其是坡下那條清亮亮的小溪，掩映在兩旁密集的樹下，伴著鳥鳴活潑潑地跳躍，讓人看了隻想脫個精光，七仙女似地泡在水裏。唯有隊裏那幾棟草房，簡陋得像是小說裏描寫的狩獵人的歇腳之處。據說隻要從山上砍來些大大小小的木條，大的按距離插進泥地，小的則用藤橫橫豎豎地綁在大木條上，成為方方正正一間間的棚架，然後隨地挖些泥巴，澆上水和上雜草，一塊塊往架子上搭，房子便有了四壁。頂上再蓋些編好的茅草片，就算是大功告成了。
一棟草房大約十來間，我們三個十六七歲的女孩住靠邊的第二間房，最邊上住著高中部的三位男子漢。兩房之間僅僅隔一道薄薄的兩米來高的泥牆，我相信他們站在床上踮起腳就能將我們房一覽無餘，但這樣的事卻從來不曾發生。倒是有了那幾位大哥哥，我們的膽壯了好些。夜裏偶爾聽見不知是山裏什麼野獸的叫聲，隻要用手敲敲泥牆，那邊便會應聲，說幾句“不用怕，有我們呢”一類的話，好像他們從來就是山裏的孩子，我們也就放心睡了。
隔壁三個大哥哥中最活躍的是阿明。聽說他父親是個中學校長，“文革”初期挨批鬥時，突發腦溢血去世，家裏隻有多病的母親和年幼的妹妹。每月發22元工資，他寄走12元。就這樣他還老是笑嘻嘻地，又特別愛哼歌。他是隊裏的牛車夫，天天清早我們剛起床，他就趕車上山了，去把我們頭天開荒清理出來的樹頭樹枝拉回夥房當柴禾。每回走的時候，他總伴著吱吱呀呀的牛車聲放聲商歌。唱來唱去就那麼一首：“太陽出來喜洋洋，挑起扁擔上山崗……”雖說嗓子不咋的，但還有點兒民歌風味。全隊人都習慣了他的清晨一曲。有時他也去場部運東西，回來時必定帶幾支碩大的山芭蕉或一包質量粗劣的餅幹，把我們高興得過節似的。
有一回我們房的小惠突然發高燒，先是熱得滿臉通紅後來又冷得上下牙打架。連隊衛生員說是瘧疾。我們那兒是瘧疾高發區，不時有人犯病。折騰了幾天小惠算是好了，隻是渾身軟綿綿走路輕飄飄，小臉兒又青又白。三位大哥哥早晚都在門外打探病情，那天小惠起床了，我們一齊邀請，他們才走進來，端端正正坐在床沿上。都說小惠要增加點營養，可飯堂裏的病號飯從來就是一大碗稀粥外加一小碟蘿卜幹。我們隊前不著村後不著店有錢也買不到東西，農場職工不準養雞自然沒有蛋，隊裏養的豬一律“苗條”得像是狗且一年隻殺三幾回。我們愁眉苦臉地望著小惠，阿明忽然出了個主意，他說翻過這個山坡有黎族同胞的稻田，何不豁出來犯次紀律趁夜色捉它幾隻田雞，給小惠熬粥那可是一流的補品。我們幾個人頓時歡呼起來，小惠看看這個瞧瞧那個眼圈一紅要哭。大哥哥們可能怕眼淚都站了起來，說天色已晚馬上就去。阿明卻執意說他熟悉地形還是他去好。人多目標大反而難抓，況且給人看見了不是玩的。
當晚阿明果然興衝衝地提了七八隻田雞回來，小惠胃口大開我們也每人吃了一隻田雞腿。旗開得勝阿明大受鼓舞第二天夜裏又去了，可是很久很久都不回來，我們便有些慌。兩個大哥哥叫我們先睡由他們去找阿明。也不知過了多久，朦朧中我聽見隔壁有很克製的呻吟聲。我一下子清醒了，心想糟了準是阿明哥出了事。貼著牆我問怎麼呢，那邊傳來阿明從牙縫裏擠出來的一句話：“沒啥沒啥，你快睡吧！”語音未落就直抽冷氣，我想一定是哪兒疼得厲害。實在放不下心，我躡手躡腳走到他們門口，輕聲說：“我去叫衛生員。”剛轉身想走，門忽然開了，一隻手急急地把我扯了進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