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鹹平還對中國企業家的浮躁與“四大天王”的冷靜、穩健作風進行了對比分析，“香港‘四大天王’都是做地產的，這些人和我們內地的企業家的最大不同點是什麼？就是內地企業家沒有經曆過大蕭條，而他們都經曆過。我們的企業家隻有個人辛苦的奮鬥曆程，缺乏大蕭條的洗禮，因此非常的激進，非常的浮躁。”
把企業做大做強，是每一個企業的追求，這是無可非議的。問題是這個“一味地”。一味地就是浮躁。
那麼，什麼是“一味地”呢？
1.好大喜功，相信企業越大越好
（1）好大
我們有好大喜功的傳統。惜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雖略輸文采，稍遜風騷，隻識彎弓射大雕，卻都是曆史上好大喜功的代表人物。還有清代的代表人物康熙乾隆之流，也是其中的佼佼者。結果，他們都把國力給搞上去了。那些時代，中華大帝國在世界上確實是超級大國。
他們把事情做大了，就來“功”了。這個功勞簿自然是得到千古流芳的讚譽。什麼“一代天驕”，什麼“漢唐盛世”，什麼“康乾盛世”，等等。
可是，當曆史進入近現代的時候，不知為什麼出問題了。好大喜功者不絕，但好大喜功卻無功而返者眾多。
到了清乾隆時代後期，雖然他們的自我感覺依然良好，但正是在那時候，世界發生了不小的變化。當我們還在為覲見使節行不行跪拜禮而反複磋商之時，西方已經進入了蒸汽機時代。也正是從那時起，我們與世界逐漸脫軌了，盛世漸漸衰落了。到了清朝後期，好大喜功的乾隆爺的後輩們，想大也大不起來、想硬也硬不起來了，到了隻“好大”而“無功”的慈禧手上，便隻剩下“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了。於是我們便隻有拿“我祖上也曾闊過”的阿Q精神來安慰自己。
記得我去莫斯科大學訪問的時候，驚奇地看到整個大學隻有一棟樓房。你說這棟房子有多大。1949年新中國成立，我們學習蘇聯“老大哥”，其中學習的一個主要內容就是“大”，就是追求這個要世界第一，那個要世界第一，包括軍事、經濟、科技、政治全要世界第一。結果呢，最後沒有成就世界第一，卻成就了一種自負，蘇聯“老大哥”也在自以為是中解體了。
1972年，中日建交，我們開始學日本，以鬆下、豐田、三洋、夏普為榜樣，學習如何把企業做大，還狂熱地看日本的高倉健、山口百惠和三浦友和。結果學了8年，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的企業沒有做大，世界能源危機來了，日本企業又蔫了。
1979年中美建交，中國又開始學習美國。我們心目中的偉大公司都可以在美國找到範本。可以說對美國公司的仰視和模仿，成了過去30年中國企業界的主旋律。更有一大批“海歸”和國有企業為實現世界一流的夢想，使得中國企業家常常不問現實中的真問題，隻要是美國一流大公司采用過的流程或製度，它們就大力引進。13億中國人學美國，那可是了不得的事。中國經濟保持30年的高速增長，全世界看中國發生什麼，中國在學習美國，全球都學習美國。結果美國被捧得自以為是，最後不可避免地導致了金融危機。
遙想當年，秦二世突發奇想要給偌大的城牆塗上綠漆。群臣明知勞民傷財卻不敢進言。這時有一個叫“旃”的俳優對秦二世說：“這很好啊！就是陛下不說，我也要請求的，漆城牆雖說會勞民傷財，但畢竟是好事，漆了城，敵人來了爬不上來，就是爬上來了，也會被漆粘住。隻是應該先蓋能容下城牆的蔭室。”（古代的漆必須在蔭室裏蔭幹）於是秦二世便作罷了此事（見《史記·滑稽列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