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蕩民國，英雄輩出，軍閥翻雲覆雨，政客朝秦暮楚，土匪占山為王，幫會大肆橫行……加上新舊文化衝突，中外思想碰撞，破壞與建設並行，規劃與解構同有，舊權威被顛覆，新偶像又產生，誰都有機會開宗立派，人人都被卷入到“五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當中來。
世間一切，仿佛仍存秩序，又好像徹底亂了規矩。套用狄更斯《雙城記》裏開篇一段話來描述：“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這是智慧的時代，這是愚蠢的時代；這是信仰的時期，這是懷疑的時期；這是光明的季節，這是黑暗的季節；這是希望之春，這是失望之冬；人們麵前有著各樣事物，人們麵前一無所有；人們正在直登天堂，人們正在直下地獄！”
在這混亂的年代裏，偏偏出現了一批特立獨行的人，猶如暗黑蒼穹裏的群星，努力使自己不被淹沒，固執地探求真知。
譬如說，當綺麗奢靡之風占據文壇，酬和唱作成了主流，文學已成無源之水，如何走向新生？胡適、陳獨秀等人看出端倪，頂住壓力做出嚐試，徐誌摩、聞一多另開新風，讓白話詩一度輝煌；當尊卑等級觀念已根深蒂固，精英掌控資源，貧者自甘頑愚的時候，下一輩的教育該怎麼辦？蔡元培、梅貽琦等教育大師致力於兼容並包、有教無類的教育改革，真正讓出身寒門的學子們理解了“人之生來平等”的含義；當“全盤西化”的理論甚囂塵上，盲從者如蟻附膻，群起攻擊傳統文化的時候，陳寅恪、吳宓等學貫中西的大師，堅持苦讀精進，引來西學方法整理國故，以延續五千年文明之傳承……這些才能優秀、品格高尚的人物，在中華曆史上有個詞，叫做“士”。士，上古掌刑獄之官，商、周為貴族階層。春秋戰國時“士”的範圍更廣，有著書立說之學士，有慨然豪邁之勇士，有精通陰陽之方士，有縱橫捭闔之策士等。子貢曾問孔子：“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孔子回答：“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孔子以儒家宗師的身份，指出了“士”的最基本條件和責任：一、“行己有恥”，即有道德心與正義感；二、“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能完成主公托付的事情。前者是對道德品質的要求，後者是對才能的要求。二者統一，方為“士”。
到了後世，“士”一般特指具有較高文化素養、從事精神文化活動的知識分子，他們重品行風骨、學識才能，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己任，無論順境逆境，均保持著獨立的人格，如擊鼓罵曹的狂士禰衡，處變不驚的學士蘇東坡，正氣凜然的義士夏完淳……清末民初，這個混亂又混沌的年代，出淤泥而不染的“士”們保持著清醒的頭腦，並非幸運，因為他們必須承載更多的責任。
國學大師如辜鴻銘，精通英、法、德、俄等9種語言，獲13個洋博士學位，對西方諸多國家曆史文化均有深厚的造詣。在“批孔批封”矯枉過正的時候，他執著地維護著儒學的尊嚴，將《論語》《中庸》翻譯到西方，在東方理論中加入了歌德、席勒等學者之妙語，以理想主義之熱情向世界展示中國文化，掀起了國際學界的東方熱。盡管牆外開花，於國內卻被當做老古董。
家境貧寒的王國維，潛心鑽研，幾乎全憑自學整理國粹，且貫通英文、日文、德文。在諸多大師都囿於“維係傳統”和“參照西方”論爭之時，王國維從容冷靜化合中西，其甲骨學、“古史新證”、文字音韻訓詁之學和古器物學研究成果，讓當代史壇無法逾越。惜此老不懂世情，以為傳統文化終將消亡，以身殉之。
家學淵源的陳寅恪，留學歐美十餘年，不拿一個博士學位，自雲“求學主要是學知識，不可被虛名所桎梏”。他在牛津大學講授東方學和漢學，歐洲學者雲集牛津，除了少數國際知名的漢學家，大多人聽不懂。倒不是因為陳的外語不過關，隻是因他在演講中廣泛征引各種文獻，使用10餘種中亞古語，讓眾多學者們瞠目結舌。
還有掀起新文化運動的陳獨秀、胡適等人亦是士，他們讓文學普及，讓平民也能感受到文化的魅力……回到孔子那句話，“士”當“行己有恥”，故而民國士子——無論是舊派大師，還是新派驍將，都堅持理念蔑視權威。
特立獨行的章太炎，清末狂罵光緒帝，一度入獄；北洋時代怒罵袁世凱，被軟禁；南京國民政府時痛罵蔣介石，屢遭特務威脅；他反抗權威，宣揚自由，“七被追捕，三入牢獄，而革命之誌終不屈撓”！剛烈孤傲的劉文典，在安徽大學當校長時，因不滿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到學校抓革命黨，當麵大罵。蔣忍不住扇了其一耳光，結果遭到劉狠踹一腳。愛國詩人、民主戰士聞一多，堅持反對蔣介石的內戰獨裁政策，在教育家李公樸於昆明被國民黨特務暗殺後，聞一多當即通電全國，控訴反動派的罪行。在李公樸追悼大會上，他麵對特務的槍口拍案而起……星移鬥轉，斯人已逝。今天，在這和平安寧的時代，我們再次回望民國，正因為有這麼一群人，才讓冰冷的曆史，還能泛出幾分暖意，讓那痛苦而絕望的年代裏平生幾許希望。
吳安寧
2013.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