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老出版家王益
“我在文化部是一個算不上文化人的人，更不是名人，我請求你不要采訪我，免得浪費時間。”說實在話，我剛收到王益先生這封信時，對他的謙虛不敢苟同。請看，事實勝於“自辯”：王老早在1936年就供職於鄒韜奮創辦的生活書店，在“孤島”上海由孫冶方介紹入黨，1941年曾在劉少奇領導下參加籌建江淮出版社的工作，解放戰爭時期擔任華東新華書店經理。建國後，曆任新華書店總店王益接受作者采訪總經理、文化部出版局局長、人民出版社黨委書記、國家出版局副局長、新聞出版署特邀顧問等職。他還是全國政協第五、六、七屆委員，著有《出版工作基本知識》、《王益出版發行文集》和《不倦地追求——王益出版印刷發行文集》，譯有《圖書出版的藝術和科學》，在我國出版界、印刷界、發行界廣為人知。難怪不少人都建議我一定要拜訪“老王益”，以免遺珠之憾。
見麵才知道，王老信中的一番話是很真誠的。他早在10年前就過了“從心所欲，不逾矩”的年紀，可謂“歸隱”已久，無意於任何形式的張揚。幸得王老為人極為和善，對年輕人的遠道來訪還是表示理解。因為事先我已寄去不少有關鹹寧幹校的資料，他很快變被動為主動，沒等我提問，便風趣地說：“我很佩服你對開發向陽湖文化資源這麼執著，這麼努力，更佩服你所采訪的同誌能談出那麼多值得你記、值得你寫的話來。要談我在幹校，既沒有做壞事，也沒有做多少好事。至於值得記載下來的趣聞軼事，好像也不多。總之，隻是平平常常，沒有特別吃苦。但有一點，我在鹹寧還是學到不少東西的。”我對王老開頭的熱情鼓勵來不及客套幾句，馬上追問道：“您的收獲指的是哪些方麵？”他回答說：“當然主要指勞動啦。我在向陽湖參加過育秧、栽秧、收割，懂得了種地的辛苦。要說知識分子還真能幹，沒有學不會的活，有的人還成了殺豬能手！”王老這番話使我想起過去采訪中聽到的一些笑談，正好接過話題提供一個“例證”：現任文化部圖書館司司長的杜克，大學剛畢業就下放鹹寧幹連隊事務長，一個文弱書生殺豬卻穩、準、狠，人稱“杜一刀”。
王老聽罷，笑著補充說：“年輕人還好，身體棒，扛得住，更苦的是上年紀的人。我們種稻子，上工去的路好遠，累得要死。每次一回到連隊，我就休息，總是等大家打好了飯，我才最後一個去，所以食堂的人都說，‘王益一來，再不會有其他人來打飯，可以收攤了。’這也說明我太懶，但沒辦法，不休息，哪來精神？”當時，王老的夫人在河南幹校，子女有的上山下鄉，有的進工廠，全家都是“各人管各人”，因此，王老不得不自覺地接受各種“不適應”。有時休假，他得步行走一二十裏路，去鹹寧城裏買點小吃，改善改善生活。最讓他感到麻煩的是，連隊簡陋的茅坑裏經常飛滿蚊子，既多且大，早晨起來大便，隻要拍打叮屁股的蚊子，滿手都是血糊糊的。
文化人在幹校的遭遇如此尷尬，令人聞之唏噓。不過，也許隻有親身感受，他們才體會出在這種艱苦環境中生活了一輩子的農民之苦！王老不動聲色，繼續平緩地說：“‘文革’辦幹校，浪費了一大批人的寶貴時間，無疑應予以否定。如果說多少還有一點好處，是我們在鹹寧也接觸了群眾，鍛煉了身體，增長了農業知識，並思考了不少問題。如幹校有個圖書館，我抽空通讀了《魯迅全集》，以前看不懂，在向陽湖的困惑中重讀，感受大不一樣……”
從王老的講述中，我又了解到，剛下放時他因為已經“解放”，沒有和周巍峙等人一樣被監督勞動，還擔任了大隊教導員。可是，這個“小頭目”也不是那麼好當的。一次，有位患精神病的“五七”戰士在牆上寫了一條打倒林彪的“反標”，北京軍宣隊要以“現行反革命罪”抓起來，指派王益親自辦理，沒想到他下不了手，於是又被貶到連裏當了戰士。不久，湖北軍區接管幹校，負責人李曉祥比較注意掌握政策，指出這樣處理不當，才恢複他的工作。經過3年多的磨煉，王老終於調回北京。
王益題詞我也舒了一口氣，接著向他打聽幹校校部負責人之一常萍（原中國大百科出版社社長）的地址，以便前去搜集更多的情況。王老熱情地通電話與之聯係後，和顏悅色地對我說：“常萍值得找，他知道很多‘內幕’。鹹寧現在重視宣傳向陽湖文化人，有這個想法很不簡單，我們‘五七’戰士表示感謝。由於鄂南不算富裕，文化部也比較窮，一時還難以提供多大的經濟援助，建議你們要勤儉辦事業，力爭少花錢，多辦事。要通過開發幹校文化，形成這樣的認識：回顧曆史是為指導當前，教育後代；學習曆史，關鍵是要以史為鑒，以史育人。”
老出版家的囑咐實實在在，我久久難以忘懷。還有他那抑揚頓挫的無錫口音格外悅耳，特別是要緊不慢地愛把語調稍稍拉長，煞是好聽。哦，這真是一次難得的交流，一次甘美的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