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原中國曆史博物館副館長陳喬
走進陳喬老先生的書房，我正猜想主人自署的“冷甘齋”是否出自魯迅的一幅名聯，又立即被牆上兩幅名人書法所吸引：李可染所書“澄懷觀道”固然令我遙思南朝時期的隱逸之士，而從楚圖南的墨寶“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中，更能讀出杜詩豪邁以外的淒愴……
陳喬接受作者采訪1970年5月18日，當58歲的陳喬先生離別京城的妻子兒女，獨自一人下放鄂南的向陽湖時，他的心境和1200多年前旅夜書懷的“詩聖”不無相同之處。身為中國曆史博物館副館長，他已被打成“走資派”，並帶著種種莫須有的“帽子”棲身鹹寧。勞動之餘，還得接受所謂“審查”。由於他擔任領導幹部的時間較長，有一定的經驗，抱著相信黨、相信群眾的態度，堅信自己的“問題”會搞清楚。可是，在那種動蕩的年月，“五七”戰士們都把“響應毛主席號召，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喊得震天響，極“左”路線的危害實際上波及每個人，真可謂“向陽風雨千秋夢，留得斑斑血淚痕”。
陳老一邊提及自己的這兩句詩，一邊對我舉例說：“許多老專家如沈從文、傅振倫、徐邦達等，都年事已高，可還得咬著牙參加幹校的體力勞動，並且隨時準備寫交代，挨批鬥。故宮有位60多歲的老頭，姓董，患有高血壓，體力不支，就病死在向陽湖。現在看來，就是從統戰角度，這樣對待知識分子，也不是很好的團結方式。如果追究的話，這筆賬要算到林彪、‘四人幫’頭上。”我看陳老雖然沒什麼準備，但思路清晰，條理性強，於是自覺當好聽眾，盡量少插話。他沉思片刻，接著敘述道：“由於我不滿意幹校對自己無休止的審查，1971年夏，便寫了一封信給周總理……”
為什麼要直接寫信給總理呢？讓我們暫且翻開陳老的履曆表：這位1931年入黨的老同誌，解放前長期從事文化教育工作，建國初期任故宮博物院副院長，1958年協助鄧拓、田家英等人籌建中國曆史博物館，成為主持曆博日常工作的負責人；次年9月21日，周總理親臨曆博審查“中國通史”陳列，就是陳喬陪同參觀的；1963年底，周總理指示編輯《中國古代服飾資料》，文化部責成陳喬總體主持此項工作，由沈從文任主編，陳鵬程、王鏡如擬定計劃，陳大章、李之檀、範曾等負責臨摹。可惜不到3年，“文革”爆發，陳喬隨即被打倒。盡管陷入長時間的困境，他堅持認為，周總理曆來關心和保護知識分子，最掌握政策，是毛主席的真正助手，所以萬般無奈之時提筆向總理一訴衷腸。後來，不知怎麼回事，信從北京轉到了軍宣隊手裏，陳喬自然又免不了“罪加一等”。鬥他的人問：“你給總理提意見，憑什麼說極‘左’思潮嚴重？”他坦率地答道：“心裏就這麼想的。”直到“九一三”事件後，陳喬才落實政策，於1972年春調回北京，不久官複原職，算是平了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