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著名青銅器專家杜迺鬆
我醉心於向陽湖文化研究，轉眼5年有餘矣。這期間，不斷聽到和看到有關杜迺鬆先生的好消息：1997年香港回歸時，他受全國青聯和中央電視台、北京電視台的邀請接受采訪，談論了香港200萬熱情的杜迺鬆青年向祖國捐贈“盛和寶鼎”的偉大意義；1998年，鑒於他長期以來對國家文博事業的卓著貢獻，國務院參事室聘任他為中央文史館館員，朱鎔基總理親自頒發了聘書……2000年的初夏，他又被請上了央視“東方之子”！
杜迺鬆現任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是目前我國“青銅器鑒定第一人”。他生於1937年，25歲時在北京大學曆史係考古專業畢業後，一直供職於故宮博物院。“文革”中期，在特定的曆史條件下，他下放幹校來到鹹寧。我對他的專訪，話題便是從向陽湖談起的：當年，杜迺鬆的妻子金蘭原本在天津教書，因為上麵有政策，凡下幹校的人，夫婦有一方在外地的，可以隨行，她便把兩歲的女兒寄放在母親家，毅然隨杜迺鬆加入了“南下”的大軍。可到了向陽湖，心裏沒有底，不知什麼時候能回北京，漸漸準備長期安家落戶。在幹校，故宮編為二大隊八連和九連，是一支特別能吃苦、特別能戰鬥的隊伍，經常受到校部表揚。杜迺鬆身為班長，拉河泥，割稻子，看水泵，什麼活都幹過。後來勞動相對少些，他才開始寫寫宣傳稿之類，“練練筆頭”。金蘭呢，被分配在“文化部五七中學”教書，基本上脫離連隊，較少參加體力勞動，可她是班主任，對學生相當負責，每年都被評為“五好戰士”……
作者與杜迺鬆夫婦憶舊時的杜先生眉頭微蹙，卻目光炯炯。我見他才過花甲，已滿頭白發，便有意識地打聽起比他更老的專家，杜先生脫口便列舉了幾位：“著名金石學家唐蘭是我和金蘭的證婚人。他在幹校呆了3年，吃了不少苦。他的家屬不在身邊，不知幹校的形勢，給他寄來罐頭改善生活，他不但沒有享受到，反被軍宣隊借題發揮辦了臨時展覽，據說是以此引導大家堅定走‘五七’道路的信心。還有馮牧的弟弟、陶瓷專家馮先銘，他帶了兩個女兒下幹校，有次連隊好不容易發了個鴨蛋，他舍不得吃，留給孩子，結果放壞了，隻好扔掉；再如文物專家紀中銳、朱家溍都愛唱京戲，甚至超過了專業演唱水平，連紅旗越劇團和勇進評劇團的人都敬佩不已，在幹校偶爾組織演出，隻要這兩位一出場，全場喝彩。我們有時也參加聯歡，自己出節目，演唱《沙家浜》裏的‘十八棵青鬆’，也暗自下決心，要學那高潔的鬆柏，在逆境中一定要挺立住，堅持到底就是勝利！”
杜迺鬆題詞我聽了很感興趣，馬上請杜先生將故宮人在鹹寧的故事寫成文章，聊以備忘。他爽快地答應下來，接著又講述道，在向陽湖勞動時，有人總愛問：“累不累？”回答一般都是：“不累，活著幹，死了算。”表麵上滿不在乎。有時大田作業，身體吃不消時，便組織學習毛主席語錄：“我讚成這樣的口號，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現在覺得好笑，可當時如果沒有這股子氣，還真不靈。雖然下幹校總的指導思想是錯誤的，但現在看來，他們這代人經過向陽湖這段歲月，也鍛煉了身體和意誌，有的甚至影響了人生態度。因此，回京後的幾年，大家都還記得5月7日，它畢竟是一個曆史階段的產物，現在才漸漸淡化了。
杜先生感情真摯，語言樸實，頗合我的口味。於是，我又不失時機地向他請教，如何將開發幹校文化的工作引向深入。他認真回答說：“我看了不少你寄來的文章，認為這項工作很有意義。挖掘向陽湖文化，套用一句通俗的話，是功在當代，利在千秋，尤其是對今天鹹寧的發展會有很大幫助。當然，這裏麵還有個經濟基礎問題，實際運作起來不容易，得有一個長期的過程，急了也不行。但現在開始並不晚，時間比較合適。如果早十年，不可能；再晚十年的話，恐怕不少老人沒了。你現在一家一家地訪問，夠辛苦的，但勞苦功高。建議今後要以此為基礎，從務虛到務實，一步一個腳印地幹。為了早出成效，當地黨政領導應該加大重視的力度，投入一定的人力、財力、物力，一抓到底。總之，弘揚向陽湖文化貴在堅持。”
此話正中下懷，我記在紙上，寫在心裏。由於從晚上10點開始采訪，此時已過零點，我趕緊起身告辭。杜先生熱情贈我兩本精裝專著：《中國青銅器發展史》和《青銅器鑒定》，我接過厚重的禮物，忽然產生一種聯想：這位半生緣結青銅，盡覽人間瑰寶的專家，生命中可能已經注入了青銅器，我既然有誌於寫一部鹹寧幹校史，也應努力達到和向陽湖水乳交融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