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著名女翻譯家許磊然
你如果曾經受到過俄蘇文學的熏陶，大概不會忘記葉水夫和許磊然這對“夫妻翻譯家”的名字。許先生原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外國文學編輯部工作，主要譯作有普希金、屠格涅夫、法捷耶夫的小說，尤其是西蒙諾夫《日日夜夜》、波列伏依《真正的人》、馬卡連柯《教育詩》，在我國影響甚大。而葉先生翻譯的《青年近衛軍》自1947年出版以來，更是備受讀者青睞，點燃了幾代青年心中的理想之火；1988年他離休以前，擔任過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所長兼《世界文學》主編。
許磊然回憶往事這是一個皓月當空的晚上，我來到這個高級知識分子之家。進門第一感覺就是整潔、舒適。客廳排列著的書櫃裏麵，大都是整套整套的外國文學書籍，琳琅滿目。年近八十的許先生聊起天來輕言細語，一派安然的神情。因為事先已收到我寄去的有關鹹寧幹校的資料，她熱情地說：“讀了你的文章，我覺得挺好的，倍感親切。我在向陽湖度過的歲月，至今難忘……”
許先生緩緩介紹道，“文革”之初，她也和社裏許多高級編輯一樣，差不多都被關進“牛棚”。由於她和李立三的夫人李莎有交往，隨時可能被戴上一頂“裏通外國”、“蘇修特務”的帽子，後來不知怎麼竟沒被“揪出”，隨大流下放鹹寧。她當年所在的十四連，知名作家不乏其人，譯林高手亦比比皆是，如孫用、金滿成、趙少侯、金人、納訓、劉遼逸、蔣路、孫繩武等等。大家整天一起勞動，吃過早飯馬上出工，起碼要走上半個鍾頭才能到達工地。鹹寧的雨水多，有時下小雨還不讓收工，非得等大雨淋得滿身透濕才停下來，弄得她回到家裏，不知是先洗頭還是先洗澡……這樣累得夠嗆，再也沒有時間和興致看書。後來，連裏考慮她年紀偏大，才照顧幹輕微一點的勞動，和金人一起值班守夜。
說到金人，許先生自然流露出惋惜之情。她告訴我，這位《靜靜的頓河》譯者吃苦頭在於嘴巴沒有“把關”。例如，在社裏同事一起閑聊，有人說《毀滅》裏寫知識分子領導革命，受到毛主席的高度評價。沒想到金人卻提出疑問：“毛主席的話就是句句對的嗎？”那時，林彪強調毛主席的話“一句頂一萬句”，這豈不是自找苦吃，結果被批得灰溜溜的。下放到向陽湖以後，金人精神受壓抑，又患高血壓，可謂禍不單行。最讓他傷心的是，離開鹹寧轉到丹江時，孤零零的，沒有人敢送他。還是許先生得知後趕到，聊表同事之誼，他才忍著淚水上了卡車。到了鄂西北，他的病情日益加重，而從京城趕來的妻子仍和他“劃清界限”，訓斥他“不要耍死狗”，使得這位傑出的翻譯家很快命歸黃泉。
我聽了一陣難受，不免心中發問：金人之死應給今天的人們留下點什麼？這時，一直在沙發上“旁聽”的葉水夫先生插話道，“文革”中像這種劃清界限的事情並不少見，別提了！他轉而談起自己下放的河南信陽幹校，那裏的名家也很多，如錢鍾書夫婦、俞平伯、何其芳、劉大年、羅大岡、孫冶方等等，大翻譯家有馮至、卞之琳、戈寶權……
我隨口問道：“下放幹校的文化人那麼多，為什麼至今尚未形成‘幹校文學’的氣候呢？”葉先生笑了起來，說這個問題他倒是沒有想過！沉思片刻，他馬上回答說：“照我看，知識青年下放，一般都沒什麼專業，回城後很多人熱心寫這類題材的小說，才成了作家。而下放幹校的人不同，大都有固定的崗位和專業，回來後不可能改行再搞創作，這至少是原因之一。但楊絳之所以寫出《幹校六記》，因為她本身也是搞創作的。”許先生聽罷表示讚同，又補充道：“幹校的曆史不好說，既不能耿耿於懷，又不能不當回事，而且還涉及許多個人恩怨，而知青們都比較單純，沒有這種顧慮。”
作者和許磊然我20年前也當過知青，對老兩口的話深以為然，於是，也坦陳己見：“不同幹校之間有許多相同之處，你們夫妻分居兩地，命運卻緊密相連，我正好可做一些分析比較。寫好鹹寧幹校，也可以附帶反映其他幹校的人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