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人民文學》常務副主編崔道怡
崔道怡先生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比較高大。其一，他愛崗敬業，1956年北京大學畢業後，供職於中國文學的窗口《人民文學》，從青絲到白發，當了一輩子編輯，從未“跳槽”；其二，他貢獻突出，為人作嫁42年間，發現新人新作、推出名家名篇不計其數，並多次擔任國家級文學獎的評委，被文壇譽為“鋪路石”、“人梯”和“擺渡人”；其三，他甘當“配角”，從1984年升任副主編直至1997年再加上括號“常務”至今，主編換了三茬，他既充分理解又全力支持。倒是汪曾祺老先生去世前在一篇散文中提及：夢見他當了主編，也道出了相當一部分讀者的心聲。
崔道怡為作者留言初次登門拜訪，我才知道崔先生不僅德藝雙馨，外表也稱得上偉岸。一米八四的個頭，使自以為身材還算標準的我相形見絀。好在本人自1976年以來，一直是《人民文學》的“鐵杆訂戶”和忠實讀者，坐在崔先生麵前，便沒有絲毫“自卑感”，倒像是老朋友重逢。我一邊欣賞著他書房牆上懸掛的嵌名對聯：“道義文章，怡然自得”，一邊笑道：“《人民文學》每期扉頁上印有編委會名單，我月月收到後都要和您見一麵。”崔先生臉上露出欣慰的神情，隨即對我說：“從1969年秋到1973年春，我下放鹹寧3年多，也算是一名‘向陽湖人’。你最近又給我寄來不少有關鹹寧幹校的文章，我都認真讀過，並集中堆放在一起。”說著，從資料櫃裏拿出一個大文件夾，挑出幾篇我新近寫的專訪，簡單肯定了幾句。
崔先生的細致、寬容讓我深受感動。他身為“國刊”名編，對一個從未謀麵的鄂南青年之拙文如此“優待”，或許隻有用“向陽情結”四個字才能解釋。我的本意是想請資深老編輯多加指點，他卻滿是鼓勵的詞兒：“鹹寧幹校這段曆史應該有人來寫。你看，‘知青文學’影響那麼大，‘幹校文學’卻尚未形成大的氣候。因此，你不僅要寫好這組係列散文，還可以寫小說，寫長篇紀實文學……”
聽了這番話，不免叫人暗自高興：我的計劃正和他不謀而合哩！崔先生有所不知，我曾研讀過他的短篇小說《關於一個雞蛋的“講用”》（《北京文藝》1980年第1期，後為《新華文摘》轉載），以為這是最早反映幹校題材的文學作品之一。隻可惜他由於主業太忙，後來無暇再寫文章回憶向陽湖的生活。崔先生等我的插話剛一停頓，便長談起來：“我現在六十多了，一生最寶貴的年華荒廢在鹹寧，這是一代人的悲劇。但事情已經過去，曆史上曾有過這麼一段，向陽湖去了幾千文化人，從而演繹出許多故事，大家一輩子也不會忘記。你已采訪了不少人，各有各的特點，處境不一，心情不一，有的認為是‘避難所’，有的認為是‘流放地’。要說還有收獲，那是意外的，如加深了和當地群眾的感情，體會了難得的集體生活，而且在逆境中見了人情、友情。現在有人懷念幹校，不是留戀受磨難的歲月，而是懷念共患難的日子，這種感情很寶貴，不會塵封。我看了你們省長蔣祝平為向陽湖的題詞，‘銘記曆史，弘揚文化’八個字說得太好了，我覺得他很理解幹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