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中國作家》副主編楊匡滿
京城文學期刊“四大名旦”之一《中國作家》在1998年新招迭出，著實“火”了一把。先是第3期隆重推出長篇報告文學《馬家軍調查》，在體壇、文苑鬧了場“有感地震”；接著，第6期又發表反映貧困大學生生活的力作《落淚是金》，使得全國許多高等學府一時洛陽紙貴。至於它的副主編楊匡滿，年初也有一喜：詩集《今天沒有空難》榮獲首屆魯迅文學獎，真可謂事業興旺，文運宏達。
遠在鄂南的我，樂於文林聽濤、藝海觀潮，自然從內心對匡滿先生表示祝賀。盡管這以前他接受我的采訪後，一直無暇再和我聯係，我卻可以推測他是怎樣的忙，如何的累。看來，相比而言，我還是稍閑一點，也該抽空把他的回憶公布於眾了。
話說1969年9月，27歲的楊匡滿下放向陽湖，是中國作家協會隊伍中年紀最輕的一位。當時，文化部鹹寧幹校文化人最為集中，而五連作協的名人最多，知名度也最高。且看這些如雷貫耳的名字：冰心、張天翼、臧克家、張光年、嚴文井、陳白塵、侯金鏡、郭小川、李季、馮牧，一個個在現當代文學史上閃爍著耀眼的光彩。“小字輩”楊匡滿因禍得福，幸運地和這批一流的作家們在幹校結下了忘年交。
楊匡滿在思索他開始對我敘述道：“我在向陽湖幹了3年多，調回北京過了兩天才滿30歲。幹校留給我的是一種酸甜苦辣、五味雜陳的感受，有著特殊的意義。我從你已發表的采訪文章中得知，不少文化人用輕鬆的口氣講過去的笑話，但這並不是說想回到那個年代去。普希金有兩句詩：‘一切轉眼就會消逝，事情一過去便成為歡愉。’從積極的方麵講，向陽湖也使得我走向了成熟。現在回想起來，最憶幹校的老作家們，在那裏我們結下了深厚的友誼……”我聽了馬上表示極大興趣，懇請匡滿先生詳細談談。他欣然點頭，重點列舉了3位著名人物：
“先說光年。在鹹寧，我和他同住一間房，一起呆的時間長達1年，可以說什麼都靠互相關照。光年的習慣是好讀書，堅持寫日記，這點很少人比得上。他常常點著馬燈學習馬恩經典著作，如《路易·波拿巴政變記》、《1848-1851法蘭西階級鬥爭》、《反杜林論》等，並愛在書上圈圈點點。平時兩人閑聊，光年也同我談起他過去當中學教員和初戀的經曆，以及在延安如何寫《黃河大合唱》。我能感覺出來，他的心情很壓抑，因為他是‘中央專案組’審查對象，過去傳頌一時的名作卻被《紅旗》雜誌點名批判。顛倒了是非，沒有了公道，光年隻是不說話而已。我知道他的左臂膀子有點毛病（1939年在晉西遊擊區墜馬受傷），幹活吃力，鏟地不方便，總是盡量予以照顧。有次放假，我陪他爬丘陵、鑽林子，一起揀靈芝，這種時候才得見他開懷大笑！
“再說馮牧。他住在我隔壁，串門十分方便，有次大家回京過年，我便和馮牧搬到一起住。他戴著‘現行反革命’的帽子，身體又有病，肺氣腫，有時甚至擔心身體吃不消，對我說，恐怕再回不了北京。他對整他的人不計較，反說別人心腸不壞，隻是幼稚。我不相信他是反革命，平日勞動，看他累得夠嗆，便幹脆對他說：‘你就多坐一會兒，重活由我來幹。’冬天連裏忙大批判活動，我和馮牧被派工看守遠離連隊的草料場，兩人躺在草堆上，用棉被裹住腳，天南地北，無話不說，包括個人的愛情生活。這種潛移默化的交流，十分難得，馮牧先行一步回京後，還給我寄過兩三次書。如此友情很不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