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著名作家王蒙
文聯“六大”、作協“五大”開幕的前幾天，著名作家王蒙先生自然比往常更加忙碌。說起這位文壇大家，“天下誰人不識君”！然而，我通過電話和他聯係時，竟得到爽快接受登門拜訪的禮遇。驚喜之餘，我不由得暗自感謝他的令尊大人——原商務印書館編輯王錦第。
文壇大家王蒙1969年秋，文化部在鹹寧創辦幹校，6000多名文化人下放到向陽湖。作為其中普通一員，王錦第先生被編在四大隊十五連勞動。他是一位研究西方哲學的老學究，大概因為恩格斯那本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論著，被同事們戲贈雅號“王爾巴哈”。由於眼睛不好，高度近視，他雨天走路經常摔跤，有時還會滑進水塘，弄得十分狼狽，後來不得不到縣醫院做了白內障切除，遺憾手術失敗，結果視力一下子急轉直下，瀕臨失明。當時的王蒙遠在新疆伊犁，自顧不暇，父子之間的交流，隻能靠簡單通信而已。鹹寧千裏，家書萬金，夏天酷熱的向陽湖因此給王蒙留下了終身難忘的記憶。他的父親在幹校生活了3年半時間，回京後於1983年病逝。——近年來，我在采訪向陽文化人的過程中了解到這些往事後，便給王蒙寄去一些有關資料，沒想到他很快複函：“您能記得並提及先父的名字，使我十分感動，先父九泉下有知，也當感激您……”信中還熱情祝願我所從事的工作取得更大的成就。
王蒙致作者信大劄紙短情長，無疑是給我發了一張訪談的“入場券”。我曾讀過王蒙的許多作品，印象最深的是他的機智和幽默。一見麵他就調侃道：“李城外，你應該還有個弟弟叫城裏。”我本想也開個玩笑：“我早預料您是不會拒絕鹹寧客人來訪的，因為是否關注向陽湖，也是您對您父親的態度問題。”但又顧及人家畢竟是全國政協常委、中國作協副主席、前文化部長，太隨便恐有失分寸，我便打消“非禮”之思，開始正兒八經地彙報鄂南開發向陽湖文化資源的進展情況，懇請指點。
王蒙聽罷，習慣性地“嘿嘿”笑了笑，腮幫子明顯凸了起來，隨即評論道：“那麼多全國知名的文化人到你們那裏生活過、勞動過，從向陽湖本身來說，這是個曆史的奇觀。連謝老（冰心）都去過，真叫絕了！雖然對作家、藝術家個人而言，有一段時間在鹹寧農村接觸實際，也是一種鍛煉。但從整體來說，把全國最優秀的文化人都弄到了向陽湖種地，無論如何是錯誤的，是倒行逆施。不過話說回來，這並不是向陽湖本身的責任。在我看來，應該把這一章揭過去，我們國家決不能再搞一次文化大革命了。‘文革’十年對文化的破壞十分嚴重，所以我們至今仍要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
我插話說：“那段歲月是眾多文化人生命中難忘的片斷，有必要回顧一番。我以為，向陽湖文化既是對曆史的反思文化，又可以說是對名人的紀念文化。”王蒙聽了很客觀地說，對北京眾多的幹校文化人（包括外地）而言，難免是會懷念向陽湖的，作為祖國大好河山的一部分，它本身仍然是親切的和美麗的，甚至是和文化人心連心的。這是所謂人民的情感，土地的情感。就像他自己在新疆戈壁灘上勞動，比北京到向陽湖還要遙遠，客觀條件也更苦一些，但至今還和那裏的許多朋友保持著友誼。為什麼？懷舊之情人皆有之。他那時也上過幹校，一方麵情緒上有壓抑感；另一方麵，在實際勞動中也得到新生活的情趣，套用時髦的話叫“廣闊天地煉紅心”。而辦幹校這種方式，絕對是資金的浪費，人才的浪費，因為幹部和農民不一樣，學員所在的機關正常業務經費得用來買拖拉機，購化肥，用於圍湖造田，這不知浪費了多少錢。在生產中所采取的許多措施，也是違反經濟規律和農業規律的，往往是投入十倍，收獲一分。比如知識分子的工資一般高出農民的幾倍十幾倍，可以推算勞動力貶值得多麼厲害！
我深以為然，隨即遞給王蒙一張著名文物專家王世襄在向陽湖放牛的照片。26年前，留平頭、戴眼鏡的王老光著膀子，穿條短褲，胸部露出健壯的肌肉，他左手牽繩，右手撫摸著牛背，竟還是一副樂哈哈的樣子。王蒙津津有味地欣賞著，禁不住痛快地笑出聲來，然後饒有興趣地說：“我記得好像韋君宜寫過幹校題材的小說。她寫‘五七’戰士有個特點，衣服穿得破破爛爛，左一個補丁，右一個補丁，可是胳膊上都戴著手表，有的還戴眼鏡。買起吃的東西卻舍得花錢，別人一看和當地人就是不一樣。”我補充道：“當年向陽湖有個順口溜：‘北京佬，北京佬，穿得破，吃得好，手上戴個大金表，想回北京回不了！’”王蒙聽了又笑起來，連聲說：“這個總結很好，實話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