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眼又是某年的初夏，因為我的一篇論文發表出版，實驗室特別獎勵了一筆津貼，資助我到芬蘭出席國際會議。當斯德哥爾摩連續數周的大雨終於停歇，在溫和明媚的陽光中，我背著沉重的大包，踏上了第二次去往赫爾辛基的旅程。
依舊是維京航線的遊輪船艙，依舊是一樣的夜間航行，頭枕波羅的海，一夜無眠。
天亮之後，芬蘭當地時間九點半，遊輪停靠在赫爾辛基港口碼頭。我頂著太陽，在原本還算熟悉的市區繞了一個小時，才找到預訂好的酒店。
由於我預訂的房間，還未完成退房清掃，所以隻能放下行李，坐在酒店大堂裏等候。
這時，有一對華人夫妻走過來，用英語問我是否是華人，講不講中文。簡單聊過幾句之後，原來他們也是來參加這個會議的，夫婦倆都是美國某大學的教授，已經在美國生活將近二十年，所以借此機會帶著兒子，全家一同來歐洲開會兼度假。
這位同我熱情打招呼的華人女士，是美國得克薩斯州某大學的June教授，很巧合的是，我們的房間也在同一個樓層。
當我進入自己的房間時，迎麵就看到電視機屏幕上，打出了英語和芬蘭語兩個版本的歡迎詞，並且有我的名字，這種細節服務，讓人感覺親切。書桌上有一根網線，提供免費的互聯網寬帶接入，而酒店大堂也提供無線網絡接入，速度還不錯，在信息技術和網絡應用方麵，北歐一向是走在歐洲和全球的前列。
酒店的房間裝修風格，是典型的北歐式冷色調，以黑、藍、白、灰四色為主，原木家具，天花板上鑲嵌著一幅芬蘭森林湖泊的彩色攝影圖片，就連牆紙也是森林圖案。
而這一次來到赫爾辛基，所品嚐到的食物，總體來說，讓我感到很滿意。
首先是酒店提供的自助早餐，主要是我最喜歡的牛角麵包和水果沙拉，盡管每天都是重複不變的菜式，我仍然樂此不疲。其次是午餐，由主辦方赫爾辛基商學院的學校餐廳提供，除正餐之外，還有非常美味的冰激淩作為餐後甜品供應。
當然，最值得一提的美食美酒，還要數會議期間的兩場正式晚宴。
在正式開幕的前一天，傍晚時分，我和June一家人，還有其他代表，一同步行到赫爾辛基老市政廳，參加由赫爾辛基市長尤西·帕尤寧親自主持的招待晚宴。
赫爾辛基老市政廳的規模並不大，隻是個三層高的小樓，裝飾風格也很樸素簡潔，含蓄而不張揚。它跟芬蘭總統府、總理辦公室一樣，就坐落在海濱魚市場附近。
尤西·帕尤寧先生，並不像一個典型的北歐人，他的個頭不高，笑容文雅，非常嚴謹地念著歡迎詞。
會議主辦方也作了簡短的演講，之後就請大家品嚐自助餐。而尤西·帕尤寧先生，十分耐心地與代表們合影留念。
和這位市長先生交談的時候，他問起我和June是如何抵達芬蘭的。
我指了指窗外港口的方向：“我從斯德哥爾摩坐船過來，June是從美國南部坐飛機過來。”
“哦，二位看起來都像是中國人。”這時，組委會的芬蘭女主管，在一旁插了一句。
“對，我們倆的祖國都是中國。”June笑著回答她。
於是，尤西·帕尤寧先生再次舉起了酒杯：“希望你們在赫爾辛基停留的日子裏，能夠愉快地度過。”
湊巧的是，我和June的演講，都被安排在會議開幕當天的上午，所以順便參加了對方所在的專題討論會。傍晚，在一家名為katajanokankasino的芬蘭餐廳，我們又享用了一頓非常獨特的酒宴。
這家餐廳創立於1913年，當時是為了服務駐紮在赫爾辛基的俄羅斯海軍官員，擅長製作俄羅斯風味的豪華酒宴，曆史上曾經先後被俄羅斯人和德國人短期接管，在1919年回到芬蘭官員的手中。從那時起，芬蘭國防部的一些協會，經常到這家餐館來聚會，算是軍方專屬的活動場地，直到1970年，才開始對公眾開放，又經過了一次恢複曆史原貌的大裝修，現在它的經營權歸皇家餐館集團所有，也算是從軍方轉向了民營。
在katajanokankasino餐廳，整個酒宴的上菜流程，都有一套嚴格禮儀。身穿白色製服的侍者在上菜時，會報上菜名和配料名。
我們每人手中都有一份印製好的菜單，上麵寫著主菜、甜點、酒水的名稱和產地，聽起來都是一些很怪異、很有趣的搭配，比如：
石灰醃製的白鮭魚和奶油扇貝，香醋和樹莓醬拌牛柳。
香草奶油布丁，配草莓和大黃冰糕。
萊曼賽美隆酒——產自澳大利亞南部巴羅薩穀的白葡萄酒。
林德曼斯珍藏設拉子酒（利達民珍藏仙紅葡萄酒）——產自澳大利亞南部獵人穀。
另外還有奶酪、麵包、烤餅，以及各種北歐特產的果酒供應，我和June各自喝了一杯芬蘭本地製作的植物酒釀，它的味道非常像中藥，隻是沒有那麼濃烈。
所有的一切，都讓久居北美的June感到十分開心。席間，她輕聲細語地說道：“歐洲人在禮儀上果然講究，像我們在美國開會，一般很少會有政府高級官員親自來主持招待的，而且吃個飯的流程也沒這麼複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