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語言難以定義。先來看幾種說法：
語言學專家認為，“民族共同語的集中表現是文學語言，文學語言的主要形式是書麵形式”。（羅常培、呂叔湘，1956）
語言學工具書上的觀點是：“LITERARY LANGUAGE文學語言，標準語，語言的一種變體（Variety）。在一定的社會或教學情境中，它被認為是‘最好的’。它通常相當於在書麵語（Written language）和文學作品（Literature）中所用語言的標準方言（Standard dialect），它與口語或土語相對。”（《語言與語言學詞典》，1981）
作家兼文學評論家茅盾認為：“民眾的語言經過作家加工而構成為作品中的文字，這就稱為文學語言。”（《關於“歇後語”》，1954）
文學理論工具書上的觀點是：“文學語言，是指在民族共同語基礎上加工提煉而成的規範化的語言，亦可稱為‘標準語’。它要求準確、鮮明、生動。語言的準確性，意即要求用詞貼切，概念明確，判斷恰當，合乎邏輯，能夠恰如其分地表達作者的思想認識。語言的鮮明性，是指語言運用方麵條理清楚，語意明確，而不是模棱兩可，含糊其辭。語言的生動性，是指善於運用各種修辭手法，做到靈活多樣，活潑動人。語言的準確性、鮮明性、生動性，三者是統一的。準確是鮮明、生動的基礎和前提，而鮮明、生動又賦予準確的語言以更強烈的表現力和感染力。狹義的文學語言是指詩歌、小說、散文、戲劇文學等文學作品的語言。文學作品的語言除一般書麵語言的準確、鮮明、生動之外，還要求形象化、凝練含蓄、新鮮多樣，富有藝術感染力。”（《文學理論簡明辭典》，1987）
上麵是上個世紀的觀點，有的烙上了政治印記，如語言的“三性”說；有的給人明顯的感受是欠科學、嚴謹，如對“狹義的文學語言”的看法。隨著對語體的深入研究，狹義的文學語言將會被“文藝語體的語言”取代，廣義的文學語言將會被“民族共同語”或規範語言取代。
尹相如在其博客上發表的《論文學語言》一文是本世紀的認識，他綜合了多個學科的研究成果，闡釋了文學語言的構成機製和文學語言的五個特性，即抽繹性、形象性、模糊性、情境性、獨創性，同時又能理論聯係實際，可以參看。
說到文藝語體，也稱藝術語體，它是通過藝術形象來反映社會生活的。在運用語言的聲音、意義、色彩和結構等方麵，文藝語體努力追求藝術化，給人以美的教育和享受。文藝語體的語言具有形象性和情感性，這是區別於其他語體的主要特征。（《現代漢語（增訂三版）》，2003）簡單地說，文學語言就是利用語言藝術化的手段表達出形象性和情感性的言語；再簡化，就是語言的審美表達。如宋祁詩作名句“紅杏枝頭春意鬧”，《唐宋詞選》（1982）編者的賞析文字就能說明問題：“‘紅杏枝頭’句，正得力於這個‘鬧’字。有了這個字，就容易使讀者聯想到紅杏盛開的枝頭，蜂圍蝶舞，生意盎然的春天景象。”顯然，“紅杏枝頭春意鬧”是文學語言，借用到通訊報道裏作標題，它仍然是文學語言；可見，文學語言不僅限於在文學作品中使用。但如果從語言學的角度分析，“春意鬧”卻是一個非常規搭配，需要在相應的心理活動中作適切語境的語碼轉換，才能揭示別異辭麵所蘊含的意義。
從概念上界定文學語言和非文學語言，也許是可行的；但從語言運用的實際情況看，對二者做截然的區分並不容易。取巧的辦法是隻論文學語言，讓讀者自行理解非文學語言。從語體的角度看，文學語言大量存在於文藝語體的作品中，非文學語言大量存在於公文語體（或叫事務語體）中，至於科技語體和政論語體的作品，大體上是非文學語言的使用量大於文學語言的使用量，例外是具有詩人氣質的政論家，他們的政論文有可能大量使用文學語言，如毛澤東就是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