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修辭分析的原則
傳統意義上，我們習慣於從內容和形式，或者說意義和形式兩個角度去分析一個言語作品，尤其是文學作品。內容方麵，主要是把握其思想性、情感性，看主題是否突出，有一段時期甚至流行“主題先行論”，突出政治，藝術成了政治的圖解、標簽，這大大影響了作品的生命力。形式方麵，主要包括體裁、結構和語言表達。這些跟文學、文章學、寫作學、語言學、邏輯學、修辭學等學科都有關係。先看一段賞析性文字，如王維的《老將行》：
少年十五二十時，步行奪得胡馬騎。
射殺山中白額虎，肯數鄴下黃鬚兒。
一身轉戰三千裏，一劍曾當百萬師。
漢兵奮迅如霹靂，虜騎崩騰畏蒺藜。
衛青不敗由天幸，李廣無功緣數奇。
自從棄置便衰朽，世事蹉跎成白首。
昔時飛箭無全目，今日垂楊生左肘。
路旁時賣故侯瓜，門前學種先生柳。
蒼茫古木連窮巷，寥落寒山對虛牖。
誓令疏勒出飛泉，不似潁川空使酒。
賀蘭山下陣如雲，羽檄交馳日夕聞。
節使三河募年少，詔書五道出將軍。
試拂鐵衣如雪色，聊持寶劍動星文。
願得燕弓射天將，恥令越甲鳴吾君。
莫嫌舊日雲中守，猶堪一戰取功勳。
這首詩敘述了一位老將的經曆。他一生東征西戰，功勳卓著，結果卻落得個“無功”被棄、不得不以躬耕叫賣為業的可悲下場。邊烽再起，他又不計恩怨，請纓報國。作品揭露了統治者的賞罰蒙昧，冷酷無情，歌頌了老將的高尚節操和愛國熱忱。
全詩分三段，開頭十句為第一段，是寫老將青壯年時代的智勇、功績和不平遭遇。先說他少時就有李廣之智勇，“步行”奪得過敵人的戰馬，引弓射殺過山中最凶猛的“白額虎”。接著改用曹操的次子曹彰故事，彰綽號黃鬚兒，奮勇破敵，卻功歸諸將。詩人借用這兩個典故，描繪老將的智勇才德。接下去，以“一身轉戰三千裏”，見其征戰勞苦；“一劍曾當百萬師”，見其功勳卓著；“漢兵奮迅如霹靂”，見其用兵神速，如迅雷之勢；“虜騎崩騰畏蒺藜”見其巧布鐵蒺藜陣，克敵製勝。但這樣難得的良將，卻無寸功之賞，所以詩人又借用曆史故事抒發自己的感慨。漢武帝的貴戚衛青所以屢戰不敗，立功受賞，官至大將軍，實由“天幸”；而與他同時的著名戰將李廣，不但未得封侯授爵，反而得罪、受罰，最後落得個刎頸自盡的下場，是因“數奇”。這裏的“天幸”，既指幸運之“幸”，又指皇帝寵幸；“數奇”，既指運氣不好，又指皇恩疏遠，都是語意雙關的。詩人借李廣與衛青的典故，暗示統治者用人唯親，賞罰失據，寫出了老將的不平遭遇。
中間十句為第二段，寫老將被遺棄後的清苦生活。自從被棄置之後老將便“衰朽”了，歲月蹉跎，心情不好，連頭發都白了。他昔日雖有後羿射雀而使其雙目不全的本領，但久不習武，雙臂就如同生了瘍瘤，很不利落了。古人常以“柳”諧“瘤”，並且“楊”“柳”通假。在這裏詩人以“楊”諧“瘍”（瘡）是照顧到詩的平仄聲調。老將被棄，瘍生左肘，卻還得自尋生計，“路旁時賣故侯瓜”。“故侯”，指秦東陵侯召平，秦破，為布衣，種瓜於長安東城。這裏說他不僅種瓜，而且“路旁時賣”，可知生活沒有著落；“門前學種先生柳”，也是指他以耕作為業的意思。陶淵明門前有五柳，因自號“五柳先生”。至於住處則是“蒼茫”一片“古木”叢中的“窮巷”，窗子麵對著的則是“寥落寒山”，這更見世態炎涼，門前冷落，從無賓客往還。但是老將並未因此消沉頹廢，他仍然想“誓令疏勒出飛泉”，像後漢名將耿恭那樣，在匈奴疏勒城水源斷絕後，與戰士們同甘共苦，終於又得泉水卻敵立功；而決不像前漢潁川人灌夫那樣，解除軍職之後，使酒罵坐，發泄怨氣。
最末十句為第三段，是寫邊烽未熄，老將時時懷著請纓殺敵的愛國衷腸。先說西北賀蘭山一帶陰霾沉沉，陣戰如雲，告急的文書不斷傳進京師；次寫受帝命而征兵的軍事長官從三河（河南、河內、河東）一帶征召大批青年入伍，諸路將軍受詔命分兵出擊。最後寫老將，他再也待不住了，先是“拭拂鐵衣如雪色”，把昔日的鎧甲磨擦得雪亮閃光；繼之是“聊持寶劍動星文”，又練起了武功。他的宿願本就是能得到燕產強勁的名弓“射天將”（“天將”一作“大將”），擒賊擒王，消滅入寇的渠魁；並且“恥令越甲鳴吾君”，絕不讓外患對朝廷造成威脅。結尾為老將再次表明態度：“莫嫌舊日雲中守，猶堪一戰立功勳”，借用魏尚的故事，表明隻要朝廷肯任用老將，他一定能殺敵立功，報效祖國。魏尚曾任雲中太守，深得軍心，匈奴不敢犯邊，後被削職為民，經馮唐為其抱不平，才官複舊職。
這首詩十句一段，章法整飭，大量史實用典，從不同的角度和方麵，刻畫出“老將”的藝術形象，增加了作品的容涵量，完滿地表達了作品的主題。沈德潛《唐詩別裁》謂“此種詩純以對仗勝”。詩中對偶工巧自然，如同靈氣周運全身，使詩人所表達的內容，猶如璞玉磨琢成器，達到了理正而文奇，意新而詞高的藝術境界。（傅經順，1983）
如果單純作修辭分析，則可從對仗、用典、諧音及誇張、比喻等辭格運用的角度行文。
對一個言語作品，首先要判定其是否值得作修辭分析。我們知道，如果采用陳望道關於修辭的“兩大分野”，一切言語作品都可作修辭分析，或按“明確、通順、平勻、穩密”的八字要求作消極修辭分析，或按38個辭格以及辭趣作積極修辭分析。而如果按譚永祥的修辭觀，隻有“理性、情感和美感等信息量豐富甚至超載的言語現象”才值得作修辭分析。由於判定的尺度存在寬嚴之別，對修辭現象的認定必然存在分歧，自然也就沒有統一的標準可以遵循。能夠逾越分歧的可能隻有修辭的根本原則。
那麼，修辭的根本原則是什麼呢？
呂叔湘提出“自然”原則，包括“適度”和“恰當”兩個方麵。他在給《漢語修辭學》所作的“序”中說：
我覺得稍微有點不足的是作者忘了說明有一個原則貫穿於一切風格之中，也可以說是淩駕於一切風格之上。這個原則可以叫做“適度”，隻有適度才能不讓藻麗變成花哨，平實變成呆板，明快變成草率，含蓄變成晦澀，繁豐變成冗雜，簡潔變成幹枯。這個原則又可以叫做“恰當”，那就是該藻麗的地方藻麗，該平實的地方平實，……不讓一篇文章執著於一種風格。綜合這兩個方麵用一個字眼來概括，就是“自然”，就是一切都恰到好處。借用蘇東坡的話來說，就是：“大略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也許有人要說，你提倡自然，豈不是要取消修辭？不，文章要自然不等於寫文章可以隨便。蘇東坡在“文理自然”之後接著說“姿態橫生”，這豈是信筆所至所能做到？文理自然而又姿態橫生，這個境界不是隨隨便便就能達到的，是要經過長時間的鍛煉才能接近的。所以不是取消修辭，而是要用加倍的力氣去修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