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的主題之一就是，在經濟出現嚴重蕭條時，貨幣主管部門的可控利率接近0，此時政府應當加大支出，而不是縮減支出。20世紀30年代，聯邦政府支出驟增，結束了“大蕭條”；今天，我們急需類似的行為，來結束經濟衰退。
但我們如何知道政府加大支出確實能促進經濟增長和就業？畢竟，很多政治家嚴詞駁回這一觀點，堅稱政府無法創造就業機會，而一些經濟學家也持同樣觀點。那麼這僅僅是與自己政黨保持意見一致的問題嗎？
這樣的做法欠妥。對政治集團的效忠不應影響到你對宏觀經濟的看法，就像這與你對進化論、氣候變化或是其他看法無關。嗯，還是就此打住。
關鍵在於，對於經濟如何運作的問題，應當以事實為依據做出決定，不應存在偏見。要說此次經濟蕭條帶來了什麼益處，實在是寥寥無幾，其中一點倒是可圈可點，以事實為依據的經濟研究激增，探討政府支出的變化會帶來何種影響。那麼事實依據是什麼呢？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先簡要談談我們容易陷入的誤區。
降低失業率的辦法是增加稅收？
你可能會認為，要評估政府支出對經濟的影響，隻需簡單地看看政府支出水平與諸如經濟增長、就業等其他問題的關聯。但事實是，即使是明智之士有時也會陷入誤區，把關聯性等同於因果關係（見第8章關於債務與經濟增長的談論）。你可能會認為這種關聯性的傳統方法很管用，為了摒棄這一錯誤認識，先談論另一個相關的問題——稅率對經濟表現的影響。
可以看出，稅收份額大的年份，失業率就低，反之亦然。顯然，降低失業率的辦法就是增加稅收。
可我們當中即使強烈反對減稅的人也無法相信這一點。為什麼呢？因為這種關聯具有迷惑性。舉例來說，2007年失業率相對較低，因為房地產市場的興旺使經濟維持在較高水平，強勁的經濟增長勢頭和高額資本收益增加了聯邦政府的收入，使稅收看起來很高。而到了2010年，房產泡沫破裂，經濟和稅收隨之急轉直下。恰如其分的稅收水平是其他方麵綜合影響的結果，絕不是由驅動經濟的一個獨立變量所決定的。
任何人試圖用曆史數據的關聯性來評估政府支出對經濟的影響，都會受到類似問題的困擾。倘若經濟學是一門實驗科學的話，我們就能通過對照性實驗解決這一問題。可這個假設是不成立的。統計學的一個專門分支—計量經濟學，被認為有助於應對這些情形，它提供了種種方法來“確認”真正的因果關係。然而，即使是經濟學家也很少被這些複雜的計量經濟分析說服，特別是當他們考慮的問題被賦予政治色彩的時候。那麼我們能做些什麼呢？
最近的研究指出，我們能做的就是尋找“自然實驗”。可以肯定的是，在“自然實驗”中，政府支出的變化不是出於經濟發展的考慮，也不受其他渠道的經濟推動力驅使。那這種“自然實驗”從何而來呢？很遺憾，它主要來自於災難—戰爭或戰爭威脅以及令政府不顧經濟狀況大幅削減開支的財政危機。
戰爭跟經濟相關嗎
我說過，自金融危機發生以來，湧現了大量關於財政政策對生產和就業的影響的研究。研究的主體在快速擴大，但大部分太過專業，不好在此歸納，隻列舉其中的一些亮點。
首先，斯坦福大學的羅伯特·霍爾研究了美國政府采購的巨大變化對經濟的影響—這些變化全都是跟戰爭相關的，確切地說，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朝鮮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