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一些地方，已經出現非轉農的現象，與上世紀九十年代農民買城市戶口對照，雖然有人竊喜，但實則並非好事。農民，在這個國家之中，仍然處於非正常狀態。二元結構，核心在平等的國民待遇。農村，距離一個正常的社區，仍然很遙遠。
喪禮和婚禮
2011年冬的一天，清晨五點左右，我的電話連響三次。接起，斷掉，再接起，再斷掉，又接起，又斷掉。一看是家中號碼，我有些恐慌，腿一軟，一屁股坐到了地板上。終於接通，是爸爸的聲音：“你大舅沒了”。原來，我媽已經被這個噩耗弄得六神無主，手抖導致連續出錯。
大舅病發時，家中隻有舅媽和年幼的孫女。女兒嫁到市內。兒子和兒媳從地處邊境的打工地——內蒙古額濟納旗火速趕回。到家之時，已經是他去世後的第三天中午。我路途較近，當天自京返鄉。此時所遇，多為長者。隨後年輕人，陸續從外地歸來。父母在不遠遊這樣的心願，已經被現實牽絆。
世代傳習的儀式，不得不隨之變化。
喪禮，隆重而考究。一般而言，年長的逝者，會停放五天，父母健在的年輕死者，則停放三天，然後再出殯安葬。氣息將盡，即有人通知村中“管事人”前往。無論是風霜雨雪，還是夜半三更，隨叫隨到。這些人的職能，類似“治喪委員會”。在與事主商定喪禮的規模和預算後，即全權負責起全過程。具體分工，張榜公布，各司其職。總負責人，名為“總理”。財務，送信，接待，紅案，白案，采購等等，也全部是召集村中人擔任。至於死者家人，隻需要做一件事：哭。
一如我大舅的喪禮，這個全村總動員，如今要麵對的不再是可以自由支配時間的自耕農，而是各有任務的“工人”。年輕力壯者，鮮有居家之人。或者外出謀生，或者就近打工。
媽媽：“這村裏弄得好。大夥商量好的，隻要村裏有事，無論是幹活兒的，還是在各單位上班的，一律請假。”
我媽口中的這村，指的張北司徒。這些能夠回來幫忙者，自然都是近村的人。即便如此，也殊為不易。能夠如此協調，固然有大夥齊心的因素，同時恐怕也有村子規模較小的成分。
爸爸：“現在咱這裏已經取消幫戚了。什麼意思呢？比如說某家有親戚去世，按照以前，這家一個家族的人都要去吊唁。現在則隻需要這家人自己去就可以。”
顯然，少“打攪”別人，也已經成為了共識。這是主動而為，也是被動所迫。農民，在農村地區已經褪去了不少職業的屬性，而成為了一個稱號。工業生產，講究規律性和可預期性。傳統的農耕文明，在與工業化進程進行著調試。
隆喪厚葬的傳統，讓葬禮也形成了一個公共空間。以往，小孩子追逐著小生意人的貨攤兒，大人則聚攏在戲台前。請戲班子，是固定的項目。因何如此，有喜喪一說。除此以外，我認為它還有功能。喪禮，拖延時間很長。來幫忙的人，辛苦且無聊。看看大戲，不離場地，即可以消費他們的時間，又保證了隨叫隨到。
台下一條板凳，兩個老頭兒，台上兩個長袍齊身的河北梆子演員。這是我大舅喪禮上的場景。盡管我一直不習慣親戚悲他人歌的情形，但仍然覺得過於荒涼了。改變，是午後的一陣音樂。幾個身穿緊身衣的妙齡少女，勁歌中開始熱舞。人也開始從各個方向聚攏過來。我事後才意識到，這流行音樂其實是個信號：送殯儀式要開始了。
吊車，負責裝車；拖拉機，中途運送；挖土機，代為覆土。沒有了年輕小夥子抬棺的號子聲，隻能聽到機器的馬達聲。任何人都不難判斷，它已經不需要那麼多的人力。送殯的每個環節，都在照例進行，但每個細節，又都新舊雜糅。
爸爸：“死個人，其實花不了多少，很少有超過兩萬塊錢的。”
親人故去，子女都盡力表現孝心。但喪禮的規模，並未無限擴大。不誇張，也就不鋪張。但貌似多年不變的靈棚花圈背後，卻有著明顯的不同。
爸爸：“姑太太現在可了不得，出手都很大方。有人一下就拿出兩萬來，交給管帳的。”
姑太太，即村中外嫁的女兒。傳統習慣，葬禮主體由兒子負責。女兒的孝心，主體表現在悲切，而非物質上。她們的競相出手，可品評的地方很多：在奉養老人上，兒女已經心理平等；家庭內部，夫婦地位平等；在婆家，媳婦的地位驟然上升。類似城市中一樣，女兒離家的距離更近了。不像此前，嫁出去的女兒，好比潑出去的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