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落腳步陝北的前後
半個多世紀前，紅軍長征翻越六盤山震驚世界的壯舉，肩負著偉大使命的紅軍西征，緣此而促成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些曆史事件，在中國共產黨的曆史上，在中國現代革命史上都是一段扭轉乾坤的特殊經曆。在中國軍事戰爭史上，更是一座空前的豐碑。這一特定時空中輝煌而壯闊的曆史時段，又與寧夏山川的蒼茫大地融注在一起
紅軍北上，到底在哪兒落腳？過去曾有過幾種說法。其實，紅軍前往陝北，是毛澤東早已看好的去處。1935年8月，在沙窩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就已經淡了他的主張：西北地區的特點，是統治階級最薄弱的一環，帝國主義勢力最弱的地方，因靠近蘇聯在政治上物質上能得到幫助。西北地區的困難是人口稀少、物質條件缺乏、交通不便、氣候條件差等（《毛澤東年譜》上卷，第465頁）。他實際上已經從政治、經濟、地理、交通多個方麵深思熟慮過陝北這個地方。再加上鄂豫陝蘇區北上進入陝北的紅軍及其已經形成的陝北根據地，中央紅軍翻越六盤山進入陝北，是曆史的必然。
1935年6月，紅軍一、四方麵軍在川西會合之後，中央基本決定向陝甘方向發展，在川、陝、甘三省建立蘇維埃政權。四川懋功縣兩河口會議之後，這種思路更為清晰：北上抗日，建立川、陝革命根據地。
1935年7月，紅軍在甘肅哈達鋪宿營時，獲得了一張國民黨的《晉陽日報》，從中知道了“陝北劉誌丹‘赤匪’捕已占領六座縣城，擁有正規軍五萬，遊擊隊、赤衛軍和少先隊二十萬人。”（高朗亭《謝覺哉談劉誌丹同誌》，《革命英烈》1982年第2期）於是，9月22日，中共中央在哈達鋪召開紅軍團以上幹部會議，毛澤東在會上說：“感謝國民黨的報紙，為我們提供了陝北紅軍的比較詳盡的消息，那裏不但有劉誌丹的紅軍，還有根據地。”（楊成武《記長征》，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82年，第226頁）當得知紅二十五軍與陝北紅軍會合的消息後，中央決定前往陝北，決定所革命的大本營放在陝北。甘肅迭部縣俄界會議之後，會議決定紅一軍、紅三軍、軍委縱隊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彭德懷任司令員，毛澤東任政委，下轄3個支隊，第一縱隊司令員林彪，政委聶榮臻；第二縱隊司令員彭德懷兼任，政委李富春；第三支隊司令員葉劍英，政委鄧發。之所以改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就是要在特定的曆史背景下把紅軍隊伍融入陝北紅軍之中，融入陝甘根據地，從地域上獲得明確的奮鬥目標。稱謂上的變化，再現的是毛澤東高瞻遠矚的軍事思想。
翻越六盤山的艱難處境
1935年8月，中央北上的決定、毛澤東的主張，並沒有得到張國燾的擁戴，張國燾反對中央紅軍北上。當毛澤東率領的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中央紅軍），麵對國民黨軍隊的前堵後追，翻越紅軍長征最後的一座大山——六盤山的艱難日子裏，張國燾卻在四川理番縣卓木碉（今馬爾康縣的白莎寨）另立中央，分裂紅軍。9月，是中央紅軍抵達陝北前最困難的時期。當張國燾分裂中央後，蔣介石又於9月26日在西安成立國民黨西北“剿總”，準備將紅軍剿滅在寧夏南部、甘肅東部一帶。成仿吾先生在他的回憶錄裏說：“蔣介石當時的戰略方針是：緊跟著我們，不讓我軍有休息的機會，使我軍增加減員數字，以圖達到不戰而削弱紅軍的目的”（成仿吾《長征回憶錄》第134頁，人民出版社1977年10月）。
毛澤東率領的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就是在這個背景下翻越六盤山的。10月5日，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7千餘人分3個縱隊進入寧夏南部單家集、興隆鎮、公易鎮，毛澤東夜宿單家集，參觀了清真寺，並與回族阿訇足膝相談。次日晨離開單家集後，國民黨空軍即向毛澤東夜宿的地方投下數枚炸彈。由此可見當時國民黨盯得很緊，環境非常險惡。10月7日，是毛澤東等中央紅軍翻越六盤山的日子。六盤山自古以來就是關中西出塞外的屏障。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和紅軍沿六盤山西側的王套、後蓮花溝翻越六盤山，不能走元代以來通行的“西蘭公路”六盤山道，是在國民黨軍隊前堵後截的非常有限的地域空間裏，憑借六盤山的險峻溝壑作為掩護走過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