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中王蒙寫下了一首詩，有這樣幾句：“多少青春，多少肌肉，忽然展翅，不飛。”明顯感覺生命被擱置的痛苦。
我們到新疆一年來，王蒙幾乎沒有幾天留在家裏。1964年春天，他去了吐魯番，寫下散文《春滿吐魯番》，發表在《新疆文學》上。這給了我們相當的安慰。5月，他又去了邊遠的南疆喀什地區。
對於初到烏魯木齊的我，一個人帶著兩個年幼的孩子，生活的艱難自不待言。一天，我病倒了，發燒39攝氏度，昏迷過去。醒來時口幹得要命，盡管熱水瓶就在床頭櫃上，我卻硬是抬不起胳膊，喝不上一口水。當時，我是多麼希望王蒙就在我身邊啊！
當年秋天，王蒙風塵仆仆地從南疆回來了，帶來了歡笑和作品。
出人意料，迎接他的卻是無情的拒絕與排斥。
初下去時，他是受到稱讚的。《新疆文學》的一位負責人劉波給正在南疆的他寫信說：“你來了，很快就下去了，而且寫出了作品，東西寫得好，區黨委和大家都很滿意……”
但是，等他回到烏魯木齊的時候，“文藝整風”已經開始。電影《北國江南》和《早春二月》正在接受批判，對《海瑞罷官》也已開始“商榷”、“爭鳴”，氣氛極為肅殺。在這種氣候之中，怎麼會有王蒙寫作與發表作品的可能呢？已經排好版的《紅旗如火》，在付印前被抽了下來。人們竊竊私議：“王蒙這樣的人是不能用的……‘右派’帽子雖然摘了，但仍然是‘摘帽右派’……”難道他永遠被排斥在革命文藝隊伍之外嗎？我們的心情又沉重起來。萬裏迢迢來到新疆，到頭來竟仍然是“不能用”！
王蒙對我說：“這種事情真是毒化我們的生活啊！什麼時候生活裏能夠消除這些毒素呢？”
文章雖然發表不成，王蒙心裏卻留下了去南疆的深切感受。他瞻仰了世界馳名的喀什大清真寺，目睹了在塵土彌漫的街道上行走的戴麵紗的女人，品嚐了南疆盛產的各種瓜果，還結識了不少少數民族友人。其中麥蓋提縣文化館的阿卜都米吉提·阿吾提，當我們1990年秋再次訪問喀什的時候，還特意趕來看望我們！
最令人難忘的是，王蒙買了兩頂精致的羊皮小花帽，微型的，用針別在頭巾上作為飾物，據說這是於田婦女特有的裝飾。直到如今，我仍把它保存得完好無損。還有一件質地上乘的風雨衣，王蒙說那是在喀什一家進出口貿易商店買到的，底灰色，袖口、衣領、口袋和前襟都鑲嵌有淡藍色的寬絨邊，式樣新穎，色彩協調，我很喜歡它。以至於到了80年代，我穿上那件風雨衣，仍然覺得式樣並不落伍。
年底，又說下鄉搞社教，王蒙也榜上有名，並參加了集訓。但後來傳出消息，有三個人“沒資格”，不配當社教幹部，被“退回”。一位是畫家，因有海外關係；另一位是個維吾爾族女同誌，據說在“反修”鬥爭中有思想問題；第三位就是“大右派”王蒙。當時，下鄉搞社教條件很艱苦，要求也很嚴，不過像王蒙這樣的體質，下去搞上幾期是完全能夠勝任的。
現在不用去了，這對於我倒不是壞事。但他再一次被排斥，被打人“另冊”，又使我們感到一切都是那麼渺茫。
當然，也有許多好心人設法幫助他，保護他。
當時的文聯有關負責人請示自治區黨委主管文教的書記林渤民同誌，把王蒙怎麼辦才好。研究結果，他們想出一個辦法——找個條件好一點兒的農村，讓王蒙以“勞動鍛煉”的名義下去，長期蹲點，同時兼一點基層工作，這樣既有勞動鍛煉的性質，也有作家深入生活的意思，而且還可以把家也搬了去，安心在農村多待幾年。
這樣的安排，在當時情況下，可以說是最佳方案了。第一，有利於深入生活，了解生活，開拓眼界，擴大知識麵。這對王蒙和他的文學生涯肯定是有好處的。當初我們決心離開北京到新疆來，追求的不正是這個嗎？第二，王蒙早就下決心要學習維吾爾語，在南疆已經學了一點，但因為身邊有翻譯，學得不算快。這回去農村落戶，幹脆把他“拋”到一個維吾爾農民聚居的村落，不管怎樣，也得學好維語，以至多年以後，他竟自詡在“伊犁語言學院”進修了6年——一個碩士生的學習時限。第三，他正好躲了風。政治氣候一天比一天緊張，王蒙如果待在烏魯木齊，無異於坐以待禍，自找麻煩。不光是自己，還會連累文聯和區黨委。到了農村，目標就小得多了，誰問起來都好說，下去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