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高中時曾患失眠症。從此他認定睡眠是天下第一等大事，“悠悠萬事，唯睡為大”，“其他不可以衝擊睡眠，睡眠可以衝擊其他”。從理論到實踐，王蒙都是一個睡眠愛好者。
1973年，正當秋色宜人的季節，我又回到烏魯木齊。一晃，離開整整8年了。
王蒙老早就守候在汽車站迎接我們。
“不等畫上最後一個句號就把你們叫來了，咱們真行！”他說。
“還不都是為了你！”
王蒙掩飾不住重逢的喜悅，他告訴我，調函已經開好了。幾經周折，調進烏魯木齊終於成功，但伊犁方麵不肯放人。我們又到處找人，一直找到州長伊爾哈力同誌（現已故世），才算解決了問題。
在烏魯木齊，我們暫住在文聯辦公樓的一隅，本來是一間辦公室，現在沒公可辦，就讓我們住了。旁邊是個木工房，堆積著許多桌椅板凳，時時傳來“嚓嚓”的刨木聲。
食宿很方便。吃在食堂，經常吃的是包子、麵條。偶爾我們自己也改善一下生活：用電爐燒一鍋紅燒肉，或是煮個雞蛋湯什麼的。
“家”安頓下來後急需辦兩件事。一是我的工作落實到哪個學校；二是去伊犁搬家和辦手續。我本想去烏魯木齊市一中工作，那裏離市區近，離“家”近，可是沒想到發生了情況。一天中午，我在大街十字路口巧遇我的老領導——1964年我在烏魯木齊市七中任教時的校長。他現在在十四中（原高級中學）。他表示，非常歡迎我去十四中，“你來，我給你分一套四居室的房子。”這麼好的事，真有誘惑力。後來我又聽說，為了進我，十四中理化教研組放走了一位有相當資格的化學教師。那我就更是非去不可了。
我很快在十四中上了班。一天我下班回家，還不到5點鍾，太陽已經西落，夜幕徐徐降臨。我匆匆趕路，覺得身後有個人尾隨，我走快他走快，我走慢他也走慢。約莫走了兩站地，他突然跨前一步，小心翼翼地用維語問：“亞克西嗎？克孜，交個朋友吧？”我回頭一看，他竟嚇得倉皇逃竄。大概他錯把我當成維吾爾族姑娘了。那天風大，我像維吾爾族婦女一樣用花圍巾把頭裹得嚴嚴的，於是產生了這種誤會。伊犁8年，“改造”成效不小，我已被“同化”為維吾爾族同胞了。
一天，我問王蒙：“怎麼樣？伊犁的‘家’什麼時候搬回來？”
“找個機會，我一個人去吧。”他說。
中秋前夕，王蒙隻身一人去了伊犁。他得做搬家、轉戶口、遷糧食關係等一係列事情。
他一到那裏，就受到我所在的伊犁二中老師、朋友們的指責：“崔教師真的調走了，怎麼也沒告訴我們一聲？”“就這麼走了，還沒為她餞行哪！”一片歎息，中間夾雜著埋怨、懷戀和遺憾。
於是王蒙代表我，一一向各位表示歉意。他聲明，這次回來，就是專程來辭行的。他一家家地去赴宴、告別，直到上路手裏還拿著李洪老師給做的烙餅炒雞蛋。
動身那天，來送行的朋友特別多。他們七手八腳，把瓶瓶罐罐、大小什物不斷從那扇臨街的窗裏往外運送。
王蒙代表我，也代表他自己和孩子們，在心裏暗暗地說：再見了，可愛的臨街的窗！再見了，可愛的伊犁！
初冬，我們在十四中教工家屬院內一套兩間的平房裏安頓下來。這是一排正要翻新的舊房，火牆煙道不暢通，屋裏總是煙熏火燎的，還時不時從地皮底層和牆角中發出一股陳腐的惡臭味。
即使這樣，我們也很滿足，總算又有了自己的家，又闔家團圓了。而且，學校就在隔壁，我可以免去上下班的奔波，兒子也可以就近安排在本校讀書。
論理，我的孩子不該在我任教的學校裏讀書，以防諸多不便。但由於種種原因，山兒和石兒還是進了十四中。幸好他們都不在我任課的班級，而且最讓我驕傲的是，他倆表現都很好，贏得許多教師的誇獎。石兒擅長體育，尤其喜歡跑200米，多次在比賽場上名列前茅。山兒則喜歡埋頭讀書，從不招惹是非。
家安頓下來後，王蒙就率領兩個兒子“建設家園”。他們搭廚房，挖菜窖，幹得有滋有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