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卷 32.烏龜有肉不在外麵(5)
“崇山村，我的老家！”王選看到這裏一下子跳了起來，並從此改變了她的生活軌跡。她的叔叔王海寶也死於日軍細菌戰，時年隻有13歲。1969年，她作為知識青年，從上海下放到崇山村，和村民們一起生活了近4年。“末日般的鼠疫災難、強奸、搶劫、放火、活體解剖，無惡不作的日軍罪行，深埋在村民們記憶中。我，一個農民的子孫，在青少年時代，從村民們那裏受到了最好的曆史和愛國主義教育。”
王選很快與這些日本人取得聯係，她告訴他們：“崇山村就我一個人在日本，隻有我才能準確地把崇山方言翻譯成日語。”就這樣，她加入到日本細菌戰調查團。1997年，中國第一批原告起訴時，一致推舉她擔任原告代表團團長。
這場長達5年的官司最後輸了，作為原告，曆經27次開庭的上百名七八十歲的中國老頭老太太，已經辭世了十分之一。可以預料，剩下的原告親自與日本政府對陣的幾率也越來越小。但在所有中國人起訴日本的官司中，細菌戰官司所造的聲勢是最大的一起。它在整個國際社會都產生了十分廣泛的影響。王選不是什麼專家，卻特別善於調用國際社會的資源，她與世界上幾乎所有與細菌戰有關的專家、學者、律師都有聯係，無論他們是在日本、在美國、在中國，還是在世界其他什麼地方。此後，不僅中國媒體，就是西方主流媒體，如英國 B BC、美國《紐約時報》、路透社、美聯社等都會時常報道中國人狀告日本政府的細菌戰官司。
在法律上，她和她所代表的原告暫時輸了，一個已年屆50的中國女子和一幫中國老頭老太太，卻在道義上戰勝了日本政府。
在一個長期以來隻習慣於官方組織、隻承認官方級別的國度，她隻是一個民間非政府組織的負責人。對比於對手們——在“二戰”結束後的今天，依然有很多日本大企業極力讚助日本國內的右翼活動；她代表著中華民族的清算與抗爭，在國內卻難覓經濟後盾，她隻能無奈而又緊巴巴地花著日本民間人士捐贈的每一分錢。
可以想見，王選的際遇時有尷尬。她經常被人罵為“有病”，經常被騷擾，她的電話和郵箱總是無來由地出毛病。她不被眾多的國人所理解，甚至在一個中國男記者眼裏，她遠不合中國傳統女人的規範，她是一個失敗的中國女人。
王選的日子也過得很清貧，她經常睡在日本簡陋的辦公室裏。無論是在日本，還是在中國國內；無論是在北京，還是在上海，她住旅館總是揀幾乎是最便宜的。有記者為采寫一篇她的稿子，曾與她有幾十次的電話交談，十幾次的見麵，但每次見麵，不管是喝咖啡，吃便當，她從未請客買單……
她卻像舉著自己丹心獵獵燃燒的丹柯一樣，至今仍在這個自己不掙一分錢、國家也不撥一分錢的民間非政府組織負責人的位置上竭盡全力，東奔西顛。她到處說，“中國人的事情要中國人自己來做，自己的官司要自己打。”她始終認為，民間賠償是日本政府向人民謝罪的一種合適方式。
她的臉上除了精瘦，還是精瘦，布滿漁網似的皺紋。皺紋網住的是剛毅，還有一種急迫感。她遠沒有時下許多女人的豐肌玉貌，豔幟高張，但她的美麗卻令不少國人感動，還讓英國廣播公司（BBC）一位年輕、漂亮的女製片人淚眼瑩瑩……
如一枝帶雨的梨花在注釋晴雨忽變的春天，她的美麗則在敘述不隨大流的真悲情比隨大流的“偽悲情”來，如此不易，如此寂寞。當代中國一部荒蕪多有侵蝕的精神史，卻因她的芬芳而有了一個生動、飽滿的細節。
雜文家鄢烈山先生曾寫過《“愛國賊”》一文，他說：“所謂‘愛國賊’，主要指那些打著愛國主義的幌子，煽動極端的民族主義情緒，以作愛國秀撈取名和利的家夥。”
無獨有偶，一次接受記者采訪中，演員薑文也提起：“我覺得比‘賣國賊’更可怕的是‘愛國賊’，他們打著‘愛國’的旗號，危害卻比‘賣國’還大。”
中國需要有更多的王選風風火火；
中國也得防火，防盜，防瓦斯，防“愛國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