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具體操作上要花一些心思。實實虛虛，虛虛實實，外交上要靈活，手段要隱蔽，戰略上考量要長遠，戰術上，還是那句話，打不對稱戰爭。
對於民間近些年來洶洶湧動的這一思潮，網上占壓倒性優勢的，是將其評論為愛國主義的高漲，或者是民族主義的回黃轉綠。
說前者，這是針對近些年來日本在中日關係上，從曆史問題到現實問題，尋隙挑釁，咄咄逼人，屢屢製造事端，中國人民對此在社會心理與民族情感上的強烈反彈。沒有政府的導引，民眾已經自覺走出“1895年”和“1905年”——在這兩次日本入侵東北時，中國人還沒有普遍的國家民族意識，日軍的侵略與占領沒有受到任何來自民間的反抗，以至一馬平川，毫無孤軍深入敵國的困難。民眾又先於政府跨入了“1931年”——這一年“九.一八”事變爆發，一曲“我的家在東北鬆花江上……”唱痛了中華河山，在東北，已經擁有了強烈的國家民族意識的民眾，就連土匪也彙集在抗日的旗幟之下浴血奮戰。而這之後的中國全麵抗戰，沒有人民對國家與民族的樸素、堅貞的忠誠，中國不可能夠堅持下來，並最終成為戰勝國之一。
說後者，是指上世紀80年代，中國出現了世界曆史上少見的對自己民族“自虐性”的思潮，以《河殤》為代表的懷疑中國從曆史的開端就先天不足的文化論一時十分流行。但90年代以後，隨著中國這些年來綜合國力的迅速提高，以及某些西方發達國家和亞洲鄰國不時泛起的“中國威脅論”的散布，中華民族的自信心得到了極大的恢複，對民族權益的警覺與捍衛，也變得敏感與強硬起來。
與《河殤》批判“黃河文明”不同，當今的民族主義堅持維護自己的傳統和文化的特殊價值，而兩千多年的專製主義政治文化是中國最深厚和獨特的傳統，在一些民族主義者眼裏，民主政治和專製政治各有短長，民主和專製都是實現“富國強兵”的手段，他們甚至認為中國更適合威權政體，在威權政體下同樣可以實現“富國強兵”的現代化。
與《河殤》慕羨“藍色文明”也不同，當今的民族主義總是以反對美國和西方“霸權”，以對抗西方的姿態出現。《中國可以說不》、《妖魔化中國的背後》、《全球化陰影下的中國之路》、《中國人惹誰了》等這些90年代民族主義的“經典”著作，無一不是以反西方主義為訴求的。在一些民族主義者眼裏，以美國為首、包括日本在內的西方國家，處處在陰謀削弱和滅亡中國，他們主張中國實施富國強兵政策與西方抗衡，並不同程度地相信，中國可以在不借鑒西方的情況下走出一條自己獨特的“富國強兵”的現代化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