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中國市場經濟的理想定位之二：市場經濟道路的政治定位就是民主製。
民主製不是你喜不喜歡的問題，而是除此之外無路可走。漢代人可能不喜歡秦始皇，但不能拒絕郡縣製；法國人可能不喜歡孟德斯鳩，但不能拒絕三權分立。1．民主製是市場經濟的必然結果前一章我們討論了市場經濟的經濟品性，而經濟品性不能單獨存在，我們不能想象經濟是一種顏色，政治是另一種顏色，文化是別一種顏色。雖然很多國家的國旗是三色的，但三色旗的本質隻有一個，它的內在邏輯是嚴密的、順暢的。經濟品性是社會品性的組成部分，簡單地說，它必然與政治品性和文化品性相互作用又相互一致。不一致的內容必然會得到調整；調整的方式可能是和平的，也可能是暴力的；可能是漸進的，也可能是突變的；可能是自下而上的，也可能是自上而下的。但不變是不可能的，所區別的隻是“戲法人人會變，各有奧妙不同”。我在前邊介紹了，市場經濟屬於自由經濟，而自由經濟必然是法製經濟和競爭經濟。如果從很直觀的角度去考察，那麼自由經濟必定要求和導致人權理念和人權政治；法製經濟必定要求和導致民主觀念和民主製度；競爭經濟必定要求和導致公平原則和平等觀念。而這一切，反映在文化理念上，就是自由、平等與博愛；反映在政治生活上就是人權理論和公民權利；反映在政治體製上就是民主製。民主製是這所有內容中最為重要的核心內容，因為體製正是構成時代文化的脊梁。本章專門就此展開討論，其餘人權種種，留待後麵再做研究。民主製為什麼成為曆史的必然，文明的必然，發展的必然和中國現代化的必然，有必要做一些比較深入的探討與研究。在我看來，構成這種必然性的至少有如下四個方麵的根據。第一，從曆史的發展邏輯考慮，專製必定讓位於民主。近現代文明出自封建時代，這一點是沒有疑問的，東方如此，西方也如此。而封建文明毫無例外全是專製文明。按黑格爾的思維方式，專製既然統治了人類文明如此長的時間，自有它存在的合理性。然而這種合理性不代表它的永久性，專製製度適應小農經濟的需求，但不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專製製度合於封建時代的要求，但不合於市場時代的要求。專製必然讓位於民主，這種曆史趨勢是任何力量阻擋不住也改變不了的。專製的不合理性，我們不但從經濟、政治、文化方麵，而且從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麵都可以看到。反映在文學作品中，《紅樓夢》、 《金瓶梅》、 《梁山伯與祝英台》以及其他一些作品，都有很典型很具震撼力的正反麵表現，而這些作品大多出現在明代之後。要說中國封建婚姻製度的不合理，並不始於明代，可是為什麼，中國人經曆了一千多年的封建統治，到了宋、明時代才真正很痛切地感到這種婚姻的不合理性，在秦代、漢代、唐代，難道就沒有這樣的生活，這樣的實例，這樣的悲劇了嗎？悲劇總是有的，問題是人們如何看待它。元稹寫《會真記》的時候，是以正人君子悔過的態度講述這一段香豔驚絕的故事的，因而從他的結論看，這不是一個悲劇，而是一出道德劇。請注意，他的這種道德說教，在當時並未引起人們怎樣的憤慨。但到元代，情況發生了變化。《董西廂》已有很大變化，王實甫的《西廂記》，尤其改變了元稹的舊淪。突出了“願天下有情人終成眷屬”的愛情主題。 《西廂記》的演變，代表了時代的進步。換句話說，新的時代，終將出現，而舊的觀念必將遇到挑戰。而對封建時代的最嚴厲的清算，則是對專製體製的清算，雖然這種清算常常潛移默化地從經濟方麵做起，又常常從人們最關注的家庭與愛情方麵人手。比如“五四運動”，它的主題雖然是科學與民主，但“五四”時代文學作品的矛頭首先指向的卻是封建時代的婚姻與家庭。專製讓位於民主，是曆史的必然，然而，其間的道路卻又曲折。西方的民主化過程，大約用了三四百年左右的時間。中國民主製的完善，還需要相當長的一段曆史時問呢！第二，從經濟邏輯上講，市場經濟是民主製的巨大推動力。小農經濟不需要民主，小農經濟消費不起民主，而且就它的本性而言，它也是排斥民主的。為什麼？首先，小農經濟屬於封閉型經濟，照馬克思的形象比喻，小農經濟屬於馬鈴薯經濟。一堆馬鈴薯，雖然他們的性質是一樣的，但馬鈴薯與馬鈴薯之間，卻相互獨立，互無聯係。這實在是一個很妙的比喻，而這種經濟的社會特點，就是極強的封閉性。你於你的，我幹我的；你是你的，我是我的；我不幹涉你，你也不要幹涉我；我不和你交換，你也不要和我交換。所謂“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舊式農村生活，鄰裏間也有很多往來，但這些往來與主體經濟生活無關。就他們的基礎性經濟生活而言，依然是畫地為牢，各自謀生。封閉的經濟，不需要民主，因為它的土地是封閉的，它無須去管外界的事情。一個舊式農民，一生的追求，就是風調雨順，就是家庭和睦，就是娶妻生子，就是養老送終。家庭就是他的世界，而這世界同樣隻限於他的家庭。中國古有詩雲： “日出而作，日人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這詩作得很妙，我們把它改一改；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民主於我何有哉？改寫之後，看一看，是否讀得通呢？看來是讀得通的——隻要是小農經濟，便與民主無緣。封閉的經濟，不需要民主，充其量，它隻需要清官。因為封閉的經濟也有被打破的時候，比如他的糧食被人偷了，他的土地被人霸占了，他的耕牛被人宰殺了，而這些災難性的損失，不需要民主製予以解決。實在說，民主製也很難解決這些刑事問題。怎麼辦？求官府處治。於是他的一切希望寄托於清官，寄托於禮治。其次，農民生活質量很差。我在某個地方說過，小農生活方式，顯然不是最好的生活方式，但它卻是最少風險和最簡便的生活方式。隻要有耕地，有勞動能力，就可以生存。這不比現代商業經濟。商業經濟，充滿了風險。昨日的自‘萬富翁，一覺醒來，就可能一貧如洗。傳統農民不是這樣，隻要他的地還在，人還在，那麼，就隻管生活下去。當然生活是苦的，也是單調的，但有地就有生存基礎，有艱苦的勞作就有可能有好的回報。再加上上天的關照——風調雨順，就可能獲得豐收。如果皇帝不昏，官吏不貪，賦稅不高，‘那麼，這就是農民的節日了。他們就可以豐衣足食，就可以穩穩當當高高興興甚至歡天喜地地蓋新房、娶新婦、做新衣、過新年了。而上述幾項條件中，有一條不到位，那麼，這生活一定更苦，比如土地少了——且不問這土地是怎麼少的，抑或是被人占了，或者是人口多了，或者出現生活困難把它賣了，或者是遊手好閑，賭錢時把它輸了——總而言之，土地少了，飯碗就小了。飯碗一小，飯就不夠吃，甚至沒有吃的了。這時的農民便要背井離鄉，乞討四方。比如，種地人出了毛病——且不問這毛病是主觀方麵的，譬如人變得懶了，人變壞了——還是客觀方麵的，譬如人變老了，人生病了，總而言之，人一旦不能辛勤勞作，那麼，這土地就不再給你回報。於是，麻煩接踵而至。即使土地也未受損失，勞動者依然勤奮，但天公不作美，甚至偏偏與人作對，或者大旱無雨，或者暴雨成災，或者蟲害漫延，或者風雨無常。於是，歉收甚至絕收了。又比如地也好，人也好，天也好，就是昏官當道——恕我暫用此言，於是賦稅加重，費用增多，各種負擔紛至遝來，農民身上壓上一座大山再壓上一座大山，終於壓斷了農民的脊梁，也壓垮了整個社會。農民——傳統農民很窮，他們的勞作隻能滿足或基本滿足或尚不能滿足他們的基本生活需要，因而他們消費不起民主，他們不想也根本想不到還要為什麼“民主”花費自己的精力或者付出任何代價。再次，中國傳統農民生活的目標在於追求穩定，這裏說的穩定，首先是生活的穩定。而生活的穩定，既有賴於社會的穩定，更有賴於家庭內部的穩定。無論如何，是千萬別變，萬萬別亂，小變尚且不行，大變根本要不得。家庭的穩定，不在民主，而在專製。專製太不好聽了，叫做禮治。何為禮治，三綱五常就是禮治。禮治確定了男性家長的最高權威，從而給這家庭帶來專製性穩定。因為小農民經濟是單一的，小農家庭也要單一，而單一的原因必然追求單一的結果，這結果就是家長專製，建立在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之上的家長專製。家庭的專製必然追求國家的專製，從而敬畏皇帝，敬畏天命，實際上也等於是敬畏家長，敬畏祖先。這觀念，早在《論語》一書便有最好的邏輯詮釋，孔夫子這樣教導世人：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歟！就是說，一個人，不論他是什麼人，如果他孝順父母，尊敬兄長，這樣的人竟然喜歡冒犯上級，這種情況是太少見了。不肯冒犯上級，卻膽敢造反生事的，可以說從來沒聽說過的。君子最重視從根本層麵培育人， “本”這個層麵立住了，做人的道理自然產生。那麼，孝順父母，尊敬兄長，可以說是“仁”的根本了。孝_不犯上_不作亂一仁，這就是儒學的生存邏輯。這個遭遇展示的乃是中國特有的家一國同構結構體。因之，中國的小農家庭是排異民主的，中國封建王朝同樣排異民主。或者說，正是家庭的封閉造成了國家的封閉，而國家的封閉，反過來又對家庭的封閉給予了保護和強化。而這一切，都使民主沒了立錐之地。市場經濟則不然。因為它是開放的，而開放的社會不再需要最高權威，不但不需要最高權威，而且要求對這最高權威務必予以製衡與約束。市場經濟又是有史以來最為複雜的經濟活動，因此它特別需要法製做保證。沒有法製，如此複雜的經濟形態便沒有辦法正常運行。市場經濟還是迄今為止最擅長創造財富的經濟形式，而這種經濟形式，必定會提高人的生活質量和品位，而人的生活品位和質量的提高，又激發了人的民主欲望並為這種欲望的實現提供了必要的經濟基礎和物質保障。市場經濟的邏輯是：市場經濟——自由經濟——法製體製——民主社會。第三，從曆史經驗看，跳出興盛與衰亂的怪圈，惟有民主。民主一詞，不見於中國古代文明，但自它進人中國，亦有100多年的曆史了。然而，其曆史道路曲折，幾經磨難，幾經起伏。早在戊戌變法時代，已有民主製的觀念出現。所謂變法，即變君主專製體製為君主立憲體製。君主立憲依舊尊重王權，然而，既講立憲，便有了民主的含義在內。康、梁是舊時代的改良者，民主觀念不能貫徹到底。孫中山是全新的曆史人物，對於民主，自有深見，他提出的“三民主義”，也是有根有據，並且考慮了中國的國情。然而，革命時代，民主難興。同盟會因為過於“民主”而趨於渙散，國民黨又因民主程序而不能形成特殊時代的特殊行為方式，於是中山先生改弦易轍，在國民黨的領導方式上實行獨裁，讓全黨同誌效忠於領袖，而且要為此重立誓言，於是民主之路，走向歧途。國民黨在大陸的統治，沒有民主的經驗，隻有獨裁的教訓。專製不但對共產黨人，對民主人士、民主黨派同樣實行鎮壓政策，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管你是專家學者，還是三軍上將，是平民百姓還是知識分子。專製政治橫行，官僚腐敗盡在。國民黨在大陸的失敗，這是最基礎性的原因之一。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為國家安全，為國家富強，為民主，為獨立，付出的代價極大極大，付出的犧牲極重極重，但民主的目標，始終未能達到。以至黃炎培先生於1945年7月赴延安參觀，參觀完畢，與毛澤東主席有一段幾近經典式的談話。這段話我也曾多次引用，因為它重要，它與中國的民主道路關係甚密，這裏再次引用，以正視聽。其時，訪問即將結束，毛澤東主席問黃炎培先生的感想，黃炎培答道：我生60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同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隻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然環境漸漸好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一部曆史， “政息宦成”的也有， “人亡政息”的也有， “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跳出這周期率。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地了解的了。就是希望能找出一條新路，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毛澤東主席回答說，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隻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能不敢鬆懈。隻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黃炎培先生的問題和毛澤東主席的回答是何等好啊！然而，認真看看自1949年以來的曆史，特別是“十年動亂”的經曆，民主二字，說著雖然容易，而真的實行卻有千倍的曲折萬倍的艱難。但曆史的威力在於，不管有多大困難，不管這道路有多麼曲折，不管為到達這目標將付出怎樣的代價，民主道路，既然是一條曆史的必然之路，它的實現是無可懷疑的，它的勝利也是無可懷疑的。惟有民主可以引導中國人走出曆史的怪圈，而我們這一代中國人就正處在這種曆史的轉變之中，但願我們不要成為庸庸碌碌之輩，有負於曆史賦予我們的這一光榮而又艱巨的社會責任。第四，從社會現實角度看，缺乏健全的民主體製，則中國現代化偉業難免有夭折的危險。整治腐敗，非走民主化道路不可。隻靠清官，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隻靠自身約束也不行。事實上，各級各類權力部門都有自己繁重的日常工作，讓他們再花大力量解決自身的問題，不但很難持久，而且有失公允。曆史的經驗教訓是，解決官僚腐敗，一是嚴刑酷法，二是群眾運動，三是民主法製。嚴刑酷法當然也是必要的，所謂殺雞給猴看。但那種方式，更適宜吏治時代，比如中國的封建時代。中國曆代開國之時，大都有一段政治清明，然而，隨著官僚的滋生，隨著統治階層的不斷擴大，這種方式很快失去效用，其結果不免“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群眾運動，更不可取，或者說它確實在特定的曆史時代發揮過作用。例如在戰爭年代，例如中國的“三反五反”運動。群眾運動，蕩滌一切汙泥濁水，來勢凶猛，勢不可擋。其利在於人人皆兵，讓你走投無路。缺點在於費時費事，且極易發生偏差，而對於一個全國性運動而言，一個小小的偏差，就可能有幾百幾千幾萬件冤案。群眾運動不適於經濟發展時期，尤其不適用於市場經濟時代，論其本性，也是與法製原則相抵觸的。惟有民主製度，可以有條不紊且極有效力地解決腐敗問題，解決一切在非民主狀態下難以解決的問題。2．為民主正名，為民主鼓與呼中國古代史上沒有民主，充其量隻有“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但這不是民主，這是治術，是儒學的治民之術。它的意思是說，隻有使人民安定，國家才能平穩，國家平穩，君主才能安全。後來李世民把這思想深化了，他說：“水可載舟，亦可覆舟。”人民是水，國家權力才是舟。這也是治民術，為著治民而愛民，為著治民而存利於民。但二者的地位不平等，民主二字，休要提它。中國古來沒有民主，後來有了民主觀念，又久久弄不成民主。於是中國人對於民主就產生各種各樣的怪念頭，這也無足為奇的。你沒去過月球，知道月球上有什麼嗎？張三說有嫦娥奔月，你也信。李四說有玉兔三隻，你也信。王二說吳剛砍樹，你也信。其實信不信由你，反正沒有見過的，天馬行空，沒法證明。奇異的是，越是對那些沒有真正認識的事體，人們的歧視就越多，而且常常有些固執和偏頗。孔夫子說： “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殊不知，最簡單的道理往往是最難實踐的。中國人不能正確地認識和把握民主，對這種不正確的認識和把握，可以稱之為民主的誤區。這裏講三種誤區。誤區之一：輕視民主，甚至輕賤民主，認為民主算什麼東西，中國人有5 000年文明，難道還缺一個民主嗎？換句話說，中國已經有了5 000年文明，沒有民主，不也是中國人嗎？輕賤民主，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妄自尊大的表現。而妄自尊大，遺害無窮。兩軍對戰，盲目驕傲的一方必然失敗，所謂驕兵必敗。對於一個敵人，因為驕傲都要失敗，對於一種社會文明，驕傲的後果必定極其嚴重。輕賤民主，又因為西方民主理論與中國的道統不同。因為道統不同，所以有關中西文明的爭論，可以說是由來久矣，迄今仍難定論。鴉片戰爭以後，中國人——一些先知先覺的中國人體悟到隻按自己老祖宗的一套是不行了。最先的考慮，是“以夷治夷”，然而，不能成功。又搞洋務運動，還是不能成功。演進到思想領域，鼎鼎大名的張之洞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裏的體，實際講的就是道統、體製。“西學為用”講的是工業與技術。體為本而用為末，以中國之本調控安置西洋之末。好像老虎有爪，猴子沒有，就給猴子戴上鐵手套；公牛有角，狐狸沒有，就給狐狸戴上鋼盔。如此一來，問題好像已經解決。但是，問題真的解決了嗎？沒有。戴上手套的猴子還是猴子，隻不過爬樹更麻煩了些，遇到老虎，更難跑掉。而戴著鋼盔的狐狸，依舊不過狐狸而已，因為那鋼盔太重，總覺得頭重腳輕，遇到老虎其後果更為不妙。中國人未可輕視民主，因為民主為歐洲帶來了500年曆史進步，為美國帶來領先於世界的文明和財富，為日本帶來了令亞洲人振奮的消息，為韓國帶來了審判兩位總統的史無前例的文化創舉。誤區之二，照搬民主。照搬之說，早已有之。胡適先生的全盤西化論，其實就是一種廣義上的照搬論。既是全盤西化，當然政治製度也要西化了。然而，這理論行不通。從最好的角度去考慮照搬論，也不過是一種想象，一種衝動，一種矯枉過正的行為或思想。比如近代民主濫觴於西方，但西方是個大概念，它是由很多民族與國家組成的。雖然對民主文明誰也不能拒絕，此所謂本人倡導的文明必在律，即文明的東西一定取代不文明或曾經文明但已經不文明的東西。但是因為各國情況不同，其民主模式自有不同。英國人既不同於荷蘭人，法國人也不同於英國人，德國人又不同於法國人，美國人則不同於所有的歐洲人。比如美國就沒有總理或首相這樣的職務，它隻有國務卿，而國務卿約略相當於外交部長。英國有國王，美國隻有總統。法國則一時國王，一時總統。德國則一時國王與首相，一時總統與總理。模式不同，因為國情不同，你想照搬，怎麼可能。民主既是一種體製，又是一種社會實踐，還是一種文明，它需要全社會的努力，它需要用各種方式解剖自己，改善自己，發展自己，教育自己，直到自己為自己做主，找出適合自己的方式來。當然，這不能成為又一塊擋箭牌，說既然如此，就不要民主了，或者說，別人的經驗都不要學了，就看我們自己的吧。這不對。別人的經驗不但要看要學，而且要認真看，認真學，還不妨借鑒來指導我們的實踐。比如西方有火箭，中國沒有火箭時，為什麼不向他們借鑒呢？借鑒不等於照搬，結果是你造你的火箭，我造我的火箭。正如牛頓發現了微積分，並不影響萊布尼茨也發現微積分，雖然同為微積分，但兩個人使用的方法與符號不同。這不影響這兩位科學大師共同成為微積分的發明者，隻是用不著為著爭奪發明權而惡語傷人，也不必為著某種麵子而失去向對方借鑒的機會。誤區之三，民主是資本主義的專利。其實，民主不是資本主義的專利，也不是西方文明的專利，即使是專利，又何妨取之，采之，借之，用之，同化之，發揚光大之。首先說，民主不是資本主義的專利。其實，所謂資本主義雲雲，卻是一個比較新的名詞，在西方民主鬧得如火如荼年代，例如英國革命時代，即17世紀40~ 50年代，和法國大革命時代，即18世紀70~ 80年代，以及美國獨立運動時代——約略同於法國大革命時代，總之，在那些西方人為民主拚死奮戰的時代，西方人還不知道什麼叫資本主義呢！西方人尚不知道資本主義為何物，中國人——當時的中國人就能知道什麼是資本主義了嗎？資本主義這個名詞來源於何時，法國曆史學家布羅代爾曾有一番認真的科學的考證。他的這個考證，經黃仁宇先生《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一書的介紹，而在大陸廣泛流傳。布羅代爾先生的考據如下：資本主義為這三個名詞[其他兩個名詞為“資本( capital)及“資本家”(capitalist)]之中最帶激動性的一個，曾經促使曆史學家及辭典專家拚命追究而尚無定論。據陶查特( Dauzat)說，此字眼曾見於1753年之《百科全書》，它並被賦予奇特的意義：“富裕之人的景況。”這種說法可能不正確。因為此一文句迄今未為後人覓得，僅見於1842年黎察所著《新法文廣義》一書中。可能是由於布蘭與巴斯夏的爭辯，才賦予這名詞新意義。他在1850年寫著： “我所謂之資本主義乃是有些人撥用資本，不讓旁人介入。”當時“資本主義”這字眼仍不常見。普魯東間或使用。他的說法亦算正確： “土地仍是資本主義之堡壘。”這也是他的主要論題之一。普魯東給這個名詞下了很好的定義： “一種經濟與社會之體製，當中勞工以勞力使資本產生作用，使之成為收入之來源，而此資本並不隸屬於這些勞工。”可是六年之後(1867)馬克思仍不知有此名目。事實上要到20世紀之初， “資本主義”這個名詞才在政治論壇的爭辯中，轟轟烈烈地被視為社會主義的反麵。宋巴特爆炸性的著作《現代資本主義》，更將之引進學術界。在很自然的情況下，這個馬克思從未使用的名詞，卻被歸並於馬氏的規範之中。自此，奴隸社會、封建製度與資本主義，被視為《資本論》作者的三階段之演進。布羅代爾的考證很有價值。很可惜，我們中國雖然是最擅長考據的國家，都未能在這樣關鍵的問題上做出自己的貢獻。21世紀之前，西方人——一般西方人還不明白他們的社會應該叫做資本主義，這一點，頗有點黑色幽默。當然，我們可以這樣理解，雖然沒有命名資本主義，但不一定不是資本主義。比如中國有很長時間的封建社會，但是封建時代的那些皇帝和臣民們，他們知道自己生活在封建時代嗎？不知道。彼時的皇帝隻是知道，那王朝是他的國家——朕即國家，而他的臣民隻知道那是個什麼王朝，例如大明朝或者大清朝。但從另一個角度理解，資本主義確實在不斷發展著。因為它不斷地發展，它們特性才可能顯現出來，而別人對它的稱謂也因它的變化而變化，或者因它的變化而改變。例如稱它為殖民主義國家、帝國主義國家、資本主義國家、發達國家、工業化國家以及雖然人們沒有這樣命題，實際上也等於承認了的現代化國家。至少在現在，西方國家就是現代化國家。何以見得？因為中國2050年的現代化標準，就是達到西方中等國家的發展水平，即把它們的發展至少是它們的經濟發展列為我們的一個基本目標，那麼，很顯然，它們現在就是現代化國家了。並且這種現代化並非僅僅是就某個經濟方麵而言的．因為曆史事實已然證明，所謂經濟發展它不是一個獨立的可以與其他社會因素割裂開來的因素。但這一事實也證明，西方經濟有一個曆史的發展過程，西方文明有一個發展過程，西方民主也有一個發展過程。單以西方民主的發展過程而言，很顯然，17世紀的西方決然不同於18世紀的西方；而19世紀的西方也全然不同於18世紀的西方。以美國為例，雖然美國人認定自己從一建國起，就是一個民主國家，甚至是帶有典範性的民主國家，但它在1864年以前，是有大量黑奴存在的。這就是說，在美國的民主製中還存在著奴隸製。請問，這二者不是矛盾的嗎？照我們通常的理解，奴隸製是很古老的製度，它僅能在一些很落後的地區殘存，因為它比之封建時代還要更其落後。但在先進的美國，不但有它生存的環境，而且為著這製度還爆發了一場震驚世界的南北戰爭，並且偉大的林肯總統還為此而獻出了他寶貴的生命。不僅如此，直到20世紀60年代，美國種族歧視問題依然卜分嚴重，而且同樣偉大的馬丁?路德?金也為消除種族歧視而獻出了他寶貴的生命。1864年，距離美國獨立，已經足足有88年了，差不多一個世紀了。然而，那不過剛剛結束南北戰爭而已。1967年，距美國獨立已經將近200年了，在美國實行民主政治將近200年時，還有黑人領袖為它獻出自己的生命。這都說明民主不是一個“死物”，‘不是放在博物館的文物，不是僵化不動的偶像，而是一個活生生的具有鮮明曆史特征與時代風格的“活物”。民主代表了曆史的潮流，從而它也將隨曆史的發展而不斷擴充自己的內涵，深化自己的主題，豐富自己的內容。民主絕不是西方文化的專利，退一萬步講，它隻是首先產生於西方而已。講到專利，其狹義概念隻是指各種技術發明或類似於技術發明的獨特的個案發現。即使如此，專利也是有一定限度的。何況說，有些即使按照今天的專利法的規定應列入專利的內容，想當初，也根本沒有這個概念，例如中國的火藥和指南針就沒有列入專利。人文科學，與專製已經相去甚遠。你不能說，哪個哲學流派便是哪個國家的專利，充其量，它隻能成為某個特定國家或民族的光榮。例如， 《易經》就是中國人的光榮，禪宗也是中國人的光榮。而人類文明的發展，則根本沒有專利而言。這是因為：第一，人類文明有自己的發展規律，比如奴隸時代終將取代原始時代，東方如此，西方也如此。這不是哪個人、哪個民族、哪個國家，或者哪種文化可決定的事，曆史規則如此，隻有途徑不同。盡管途徑不同，猶如“條條大道通羅馬”，隻要是原始社會，就會過渡到奴隸社會；隻要是小農經濟，必然過渡到商品經濟。有亞當?斯密先生的發現，如此，沒有亞當?斯密先生的發現，依然如此。這更像斯密先生最喜歡也最敬畏的那一隻看不見的手，它不但存在子西方，也同樣存在於東方，隻要是市場經濟，它便隱身其中，它不屬於任何國度，從而任何國度也無法專享它，約束它，更不能說占有它了。第二，文明作為一種財富，屬於整個人類。它不僅不應像技術專利那樣受到限製，還應得到最大限度的傳播和擴散。就像當初英國人的民主觀念傳到法國，後來英法的民主觀念又傳到美洲大陸一樣。專利也要傳播，沒有傳播則沒有利潤，沒有利潤則很難體現它的價值。文明更需要傳播，惟有最大化的傳播，才能取得最大化的文化價值。第三，即使現代西方文明，也並非隻是他們自己努力的結果，這其中至少包括殖民地人民對他們的促進，例如德國的現代民主，就有一切反法西斯民族的功勞在內；而日本的現代民主，又有一切反軍國主義侵略的人們的努力在內。公正地說，民主不是西方的專利，不但民主，連人權、自由、平等、三權分立、直選製，統統都不是西方國家與文化的專利，這一點不僅是毫無疑問的，而且是必須澄清的。民主屬於人類，自然也屬於中國。從中國目前的情況看，民主製不但是政治改革的要求，而且也是經濟改革的要求。比如為實現對國有企業監督而設立的稽查特派員製度，這自然是一個大進步，然而，國有企業的問題，不是靠幾位稽查特派員，可以解決的。即使解決稽查範圍內的事，也不容易。倒是實行企業的民主化管理，其結果可能會更好些。企業需要有主管者，這主管者不僅僅是一個稱謂，而是實實在在的主管人，如股東；如實行股份合作製的職工。惟有將稱謂主體變為實在主體，那麼，改變企業命運．才有希望。3．西方國家的民主曆程討論民主問題，不能照搬西方，但也不能完全離開西方，畢竟西方國家有了數百年民主曆史的經驗。這裏，主要從借鑒的角度考察一下西方民主的曆史、成因和發展。西方民主，已有約500年曆史。500年間，它的經曆之複雜，內容之豐富，貢獻之多，人物之眾，創造的業績之輝煌，發展道路之曲折，乃至付出的犧牲之巨大，是以前任何時代都難以比擬的。麵對這500年的曆史，不是三言五語可以解說明白，也不是用一本書或幾本書可以詮釋清楚的。麵對這樣一個曆史階段，惟有站在各種視角，運用各種研究手段，庶幾可以切近事實，反映出它的本來原貌，找出它的規律與原則，表現出它固有的曆史精神。這裏避繁就簡，先從西方民主的幾個曆史特征談起。(1)西方民主的四個基本曆史特征①模式特征。民主與民主製度，就已有的曆史實踐看，它首先屬於民族與國家。即它不是同時在跨國家的地域內實現的，即使同為民主國家，也因民族文化傳統不同，其形態也不是整齊劃一的。這兩點，充分說明民主的國家性質。不同國家有不同模式，而不同模式反映了不同的文化背景。且模式與模式之間，有顯著區別，也有非顯著性區別。大體說來，英、美屬於一個類型，法國等國家屬於一個類型，荷蘭等歐洲中小國家屬於一個類型，德國屬於另一個類型。從曆史發展曲線看，則英、美民主與德國民主在發展道路等各個方麵都可以看成反差很大的兩種類型的代表。這兩種類型無論就其組織而論，就其曆史道路和思想特色而言，都有很大的區分。英、美民主，經濟基礎堅實，傳統農業勢力很小，其曆史發展曲線平穩，沒有大的起伏。以英國而論，從1688年光榮革命至今，雖然已曆經3個多世紀，有310年的曆史了，但既沒有發生過政變，也沒有出現過大的社會動蕩。美國除去南北戰爭之外，其發展狀態。基本與英國相同，而且它的基礎比英國還要好些，至少它不受很多曆史傳統的限製。美國實行總統製，而且把這種製度發展成為西方民主製中一種帶有典範性的體製。雖然美國民主國體建立後，在很長時間內受到奴隸製與種族製度的破壞和幹擾，但它都克服了這些問題，從而擴大了自己的文明基礎，也豐富了美國民主的政治內容。德國則不同。德國民主從一開始，就和法國、英國劃清了界線。實際上，當英國人繼光榮革命之後，正為產業革命而歡欣鼓舞的時候，法國人正在轟轟烈烈地展開啟蒙運動，而且在這基礎上很快爆發了震驚世界也影響了西方民主進程的法國大革命。德國則不然，它既沒有像英國那樣，在產業革命領域取得如此輝煌的成績，也沒有如法國那樣在政治舞台上演出那般驚心動魄的革命。德國人並非不要革命，但他們的革命主要不是表現在經濟、政治上，而是表現在思想上。德國人可以理解革命，但並不真的準備實施革命，即使那些原先為法國革命而歡欣鼓舞的文化巨人們，一旦發現這革命竟是如些慘烈，便禁不住有些心驚肉跳，於是成為中國成語中好龍的葉公。葉公好龍，所好並非真龍。德國革命，隻在精神領域進行。若淪德國精神革命中的大人物，如康德、歌德、謝林和黑格爾，個個都是深刻影響歐洲文明發展曆史的文化巨匠。然而，他們的悲劇在於，他們理解革命，但不知如何革命，並且也不想真的革命，這些精神的偉人，命中注定要為後人提供精神營養，而他們自己隻是革命的精神導師而非革命實踐中英勇無畏腳踏實地的戰士。英國人搞經濟革命，法國人搞政治革命，德國人搞精神革命。而德國的政治家們，卻在為怎樣建立強大的統一國家而費盡腦汁。其結果，便出現了俾斯麥和德皇威廉一世。其後果之一，便是爆發了英法戰爭，從而為後來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埋下了野蠻的火種。模式不同，前途不同，而模式是一種客觀存在。模式給人們的啟迪是，每個民族和國家，在民主的曆史進程中，隻能依照他們自身的條件——包括現實條件和曆史條件，去走自己的路，雖然這條路的發展結果，必然會走到一個共同的的目標上去，正像“二戰”後的德國終於回歸於歐洲民主道路一樣。②階梯特征。階梯特征即曆史發展階段的表現特征。但曆史發展階段的劃分並非易事。一是因為，各國的情況不同，民主的發展也有快有慢有先有後。二是民主本質上屬於整個社會係統的全方位的演變，它的實現不僅需要必要的政治條件，必要的思想準備，必要的文化條件，還需要必要的經濟條件。民主是一個綜合體，把民主隻看做是國體或選舉製的，不過是對民主的淺薄理解而已。但如果隻從民主的外在表現形態去理解，那麼，西方的民主曆程也經曆了五個發展階段。第一，思想文化準備階段。這個階段的最典型最充分的反映便是人文主義運動。人文主義運動，重點不在民主，而在對人性的弘揚，對神性的揭露和批判。歐洲中世紀，為基督教所統治，神性統治一切，人性無所適從，不僅無所適從，而且談人性便是罪惡。中國的封建文明是以皇帝為中心的世俗統治作為基本特色的，西方的封建文明，世俗政權沒有力量達到統一程度，於是基督教便成為跨國界跨民族的力量。基督教也有分裂，但在西歐，則是天主教的天下。神性壓抑人性，人性需要覺醒。這種覺醒因中世紀後期商業文明的巨大發展而具備了基礎，又因為科學的飛速發展而提供了論據。於是，星星之火，終於燎原，便以人文運動的形式在歐洲拉開了西方近代文明也包括西方近代民主的序幕。人文運動雖然不以民主為重點，但人性的覺醒，便預示了民主製度的必然誕生，人文運動是西方民主運動的前奏。第二，民主輿論準備階段。輿論準備並非是按一種模式進行，其中，英、法諸國各有貢獻。在英國有了霍布斯的《利維坦》。雖然《利維坦》並非自覺的民主之作，但它關於國家的本質與原則的理論，即它認為國家是契約的結果的理論，對於後來的西方國家觀念，顯然起了巨大的酵母作用。甚至可以說，美國《獨立宣言》和宣言中的一些基本觀念，與其說大部來源於孟德斯鳩，毋寧說首先來源於霍布斯。當然，比霍布斯更有影響的是洛克，洛克的《政府論》，堪稱政治民主的奠基之作。再加上法國大政體設計家孟德斯鳩。洛克理論的重點是講民主原理，孟德斯鳩則對三權分立的國家形態做了人類曆史上最早的也是最有係統的論證和說明。與他們同時，且比他們的理論產生了更為廣泛傳播效果的則是法國的啟蒙運動。其中的代表，包括伏爾泰、拉美特利、愛爾維修、霍爾巴赫、盧梭。而盧梭是法國啟蒙運動的一個異數，因為伏爾泰等人的基本立足點一直是人性與自由，而盧梭的基本立足點和獨特貢獻卻在於平等，平等即使不能算做盧梭的專利，在那個時代，也是他的貢獻最多。當然，法國啟蒙運動不是空穴來風，它既有深厚的社會基礎，又有強大的思想淵源。而在思根文化方麵給予它最大與最多啟迪的，則是英國經驗主義哲學和歐洲大陸17世紀的理性哲學。於是形成三路大軍為歐洲民主做準備，這三路大軍是，以英國經驗主義和大陸理性主義為代表的歐洲近代哲學；以格老秀斯、斯賓諾莎、霍布斯、洛克——這些人大多也是上述哲學的代表人物——和孟德斯鳩為首的政治學說；以及以伏爾泰為領袖包括盧梭在內的法國啟蒙主義思想家。三路大軍相互支持，雖小有不同，但大有成效。他們既是英國革命的支持者、總結者，又是法國革命的輿論者和精神領袖。這個階段，既繼承並從更深的層次上討論了人性問題、國家問題，而且直截了當且又充滿勃勃生機地討論了民主政體問題。第三，民主實踐的探索階段。民主是個社會大工程，雖有理論準備，不能全按理論設計或按理論節奏進行。在民主大理論的框架內，英、法、德、美各有自己的獨特創造。其中法國《人權宣言》、美國《獨立宣言》加上後來的《解放黑奴宣言》，可以說是西方民主的三大旗幟。雖然有這三大旗幟，又有英國產業革命、法國大革命、美國獨立運動三大曆史運動，其民主階段依然處在探索階段。什麼叫探索階段？探索階段就是雖然很想弄明白，甚至自以為已經弄明白，但實際並未真正弄明白的一個實踐階段。英國革命發生得早，革命的高潮就是處死查理一世，宣布新的國家政權。然而，具有諷刺意義的是，這個新政權不僅不是個民主的政權，反而成為新的獨裁政權。作為這獨裁政權的領袖克倫威爾，原本是民主力量的代表人物，一旦坐上國家政權的寶座，馬上成了新的獨裁者。更具文化意味的是，狹義的英國的議會民主，實際上是從1688年的光榮革命開始的。而這時，克倫威爾早已故去，新的英王也早已經複辟在位了。這種曆史的演變，確實值得我們中國人細細體味其中的哲理與奧妙。法國革命最是轟轟烈烈，然而，依然尚未成熟，如果成熟了，為什麼要進行那麼無休無止的大屠殺，為什麼以民主開始，而以獨裁告終，獨裁者正是鼎鼎大名的拿破侖？而這位獨裁者，很快對執政官的頭銜發生了不滿，進而對第一執政的頭牌地位也不滿意了。於是，幹脆自我加冕成為法國的新皇帝。這件事，氣瘋了德國大音樂家貝多芬，他把自己原本要獻給拿破侖的一首交響曲憤而改為英雄交響曲，可“英雄”是誰，一時怕也難以確認，總而言之，不是拿破侖也就是了。惟美國獨立革命的情況好些，但也並非風平浪靜。在華盛頓就任總統之前，也有人鄭重建議華盛頓做美國的皇帝。但多數美國人，包括華盛頓本人不同意這種倒行逆施。華盛頓沒有做皇帝，而且他做總統也隻做了兩任。雖然當時的美國法律沒有規定總統的任期限製，但華盛頓為後來的美國人做出廠榜樣。這個榜樣的文明價值，現在看來，是無論如何也不能低估的。為什麼不能低估呢？因為你做不到。但，即使彼時的美國，依然存在著甚至在發展著黑人奴隸製。第四，民主製度的整合時期。這個時期，約略相當於所謂帝國主義時期。帝國主義並非東方人的專用語，西方曆史著作對這一階段同樣直言不諱。帝國主義階段無疑是資本主義第一次高速發展的膨脹時期。雖然這個時期它在工業、商業尤其是金融以及軍事、政治等方麵都取得高速發展，從而也加快了向世界擴張的步伐。其結果，是造成了西方國家無可回避的三大矛盾，即：在國內，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的矛盾；在國際，帝國主義與殖民地國家的矛盾；以及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這三大矛盾的極度發展，終於引發了第一次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同時，遍及全世界的爭取獨立與解放的鬥爭也日益激烈，而它們國內的工人運動同樣如火如荼。國際工人聯盟成立了， 《共產黨宣言》發表了，巴黎公社誕生了，就連最為平靜的美國也發生了影響巨大的工團運動。這時代的受壓迫者，不但沒有嚐到民主的甜頭，反而備嚐工業發展的苦頭，備嚐日益強大的資本家階層的壓榨和由政府支持的不公平待遇。而這個時代一切有良知的知識分子，或以理論為武器，或以文學藝術做手段，憤而發起對這社會不平等現象的激烈批判。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慘烈事實尤其是20世紀20、30年代之交的經濟大蕭條，以無比深刻的方式教育了西方，使它們明白，它們的民主道路還有很長的路程要走。於是羅斯福發起新政。新政也是一種改革。歐洲老牌帝國主義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開始撤離殖民地，同意或被迫同意這些殖民地的獨立。而工人階級的地位和待遇也逐步得以提高。可以這樣說，如果沒有這些整合，則西方的民主，或許早已走上窮途末路。而促成這種整合的，不但有西方國家自身的努力，尤其與工人運動，與殖民地人民的反抗運動，與帝國主義之間的相互衝殺，與法西斯主義給他們的教訓，與馬克思主義與社會主義國家的出現，都有很大的關係。整合取得了成功，這說明民主製度本身還有很強的可塑性與內在合理性。第五，現代民主的發展階段。現代民主的發展階段，可以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算起。這個階段，不僅民族獨立形成主流，而且西方國家內部也發生巨大的變化，特別是科學、技術的巨大進步，國內各階級地位的調整，福利國家的建設以及國際環境的改變。美國未來學家托夫勒提出“第三次浪潮”理論，這理論現在為越來越多的人所認識。而所渭第三次浪潮，不僅是科學技術的進步，不僅是第三產業的比重極大增加，其中一個特別重要的根據，即白領階層人數的迅速增多。在美國，到1956年，白領階層人數第一次超過藍領階層。這說明，這個國家的勞動階層的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確實得到了極大的改善。有人說，判斷一個國家是否實現現代化的標誌很多，但最重要的標誌乃是看這個國家是否已經有了一個人數比重相當大的中產階層。這個說法，我認為是成立的。一個50%、60%，甚至70%人口處在貧困線下的國家是無法實現現代化的，而一個白領階層人數很少，藍領階層人數很多的國家也不能算做現代化，惟有1／3以上，甚至更多的人達到了白領收入水平，亦即多數人口不但脫貧而且在經濟、文化、教育、科技、健康等各方麵都可以享有較高的生活水準，那個國家才是真的現代化了。而這國家的民主化程度必然也會得到相應的提高。雖然說，貧困者未必是無誌者，但惟有有了更多的溫飽無虞且接受現代教育的人，這個國家的公民才能更好地更有效地掌握自己的命運。，③曲線特征。西方民主的曆史發展曲線不是筆直的——筆直的發展曲線人類何曾見過？即使羅馬時代，即使中國古代文明，它們的發展曲線是筆直的嗎？也不是。西方民主的發展曲線，不但不是筆直的，而且一波三折，多災多難。從根源上講，西方近代文明直接源於中世紀後期的城市文明，如威尼斯城市文明，佛羅倫薩城市文明等等。城市文明是西方近代文明的最早的也是最直接的發源地。然而，城市文明，因為它地域狹小，人口無多，所以，它既是非常有魅力的，又不是特別強大的。因為這種兩重性特征，往往導致它的興起很快，它的衰落同樣很快。因為它所麵對的，常常是強大的反麵力量，就越發表現出了自已的先天不足。於是，西方文明的發展，就有了這樣一個過程，即先要強大，又要統一，強大、統一而後再考慮國家民主製度。而這種強大與統一，就它的外在表現或者說直觀表現看，它往往與人文觀念，與民主觀念，與自由觀念，甚至與科學觀念都是背道而馳的。然而，這種背道而馳似乎又是必要的。於是，在英國就有了伊麗莎白一世的獨裁時代；在法國，就有了以鐵腕著稱的路易十四時代；在德國，就有了俾斯麥時期的以鐵血為特色的走向統一的時代。這些時代，與民主無涉，與自由無涉，不但無涉，他們還是民主與自由的反對者、鎮壓者，隻要看一看伏爾泰、盧梭等人的生命道路，就可以知道，那個時代是怎樣缺少民主與自由的了。然而也正因為如此，才在法國爆發了震驚人類曆史的法國大革命。不僅如此，更為反動的曆史畸變則是德意法西斯主義和日本軍國主義。德國法西斯的產生年代，已經進入20世紀，照理說，即使從人文主義時代算起，西方近代文明已經有了近500年的曆史。500年後，居然出了法西斯這樣的怪胎。可說咄咄怪事。然而怪中亦有不怪。據說，當法西斯上台之時，一些有地位有教養的猶太族人，他們不願意離開德國，也不相信德國會變成一個瘋狂的國家。他們說，這是產生過歌德、席勒的國度，這是產生過貝多芬、莫紮特的國度，這是產生過丟勒和賀爾祥因的國度，這是產生過康德、費希特與黑格爾的國度，這是產生過馬克思與恩格斯的國度，這樣一個偉大的國度，難道會墮落成為法西斯的營壘和工具嗎？但善良的人類從來都是以最善良的願望對待那未知的世界，然而，邪惡之所以得逞正是利用了人們的善良。因為你善良，因為你沒有準備反抗，因為你隻是好意地提出勸告，因為你還要為了感化自己的對手而盡量表示出自已願望的美好，其結果，是以血和無數生命的代價驚醒了自己的迷夢。法西斯主義和軍國主義是西方民主體製上生長的惡瘤，割除這些惡瘤，固然付出了極大的代價，而更重要的是應該從中尋找其之所以產生的深刻的曆史與文化原因。曆史證明，一個事物的成長，隻有正麵教育是不夠的，正如一棵樹，隻能在溫室中生活，那畢竟是脆弱的，隻有經風經雨，經狂風經暴雨，才顯出它生命的本色。在這個意義上講，專製確是民主的老師，而法西斯軍國主義則是現代民主的警示錄。所謂前事不忘，後事之師。④非均衡特征。西方民主的非均衡發展有著多層麵的含義，這些含義包括：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非均衡發展；國家內部的非均衡性發展：不同領域間的非均衡性發展。有人說，非均衡性發展是絕對的，均衡性發展才是相對的。這話原也不錯，但要看到，這種非均衡性發展給西方民主帶來許多負麵效應，而民主世界的一個追求，就是改變非均衡狀態，使之達到相對均衡狀態。以法國革命而言，當法國大革命轟轟烈烈進行之時，它的民主發展依然是不均衡，起碼法國民主的社會經濟基礎很不牢靠，它的傳統農業比重很大，而且這些傳統經濟勢力不是一下子可以改變的。惟其如此，盡管法國大革命在西方所有民主革命中進行得最為有聲有色，影響也最為巨大，然而，革命的結果，卻是以帝製而終結，革命以始，帝國以終，這個曲線，令人憤憤。而且從此以後，帝製與共和交替產生，三次帝製，五次共和，朝來複去，不得平靜。這個曆史教訓，自當引起後人的深刻反思。以德國革命而言，德國革命以精神革命最為著稱，然而，精神革命，固然為全人類留下一份極其寶貴的遺產，但德國的經濟發展更不平衡，而它的政治環境尤其特殊，它是由幾十個小公國組成的國家。德國的精神革命，本應引起民主革命，而它的特點和社會環境，決定了它非但沒有走向民主，反而加速走向獨裁。獨裁使德國統一。統一是德國的大幸運事，而這件幸事，對於民主發展，卻不是什麼好消息。還有日本，日本是亞洲第一個進入工業化的國家，或者說是第一個實現現代化的國家。然而，它不是通過民主途徑達到這個目標的。所以，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還要讓麥克阿瑟先生指導他們完成日本的土地改革。日本的民主化道路，既有第二次世界大戰慘敗的教訓，也有麥克阿瑟的貢獻在內。不僅如此，我們隻需看一看西方國家的婦女選舉權的進程表，就可以知道，民主製度是一件多麼不簡單，多麼不容易，多麼需要奮鬥與時間的事情。雖然西方國家有人文主義，有啟蒙主義，有產業革命，有法國大革命，有美國獨立運動，有解放黑奴運動，有反抗法西斯侵略，有近代以來曆次重大的科技革命，然而，婦女的選舉權問題，直到20世紀60年代，還是沒有真正得以解決。難怪，很多發展中國家每每當自己受了不公平待遇的時候，總要痛罵西方的民主全是假的。西方的民主並非全是假的，但它們的道路絕不平坦。請看下列事實：1918年，美國30歲以上婦女在議會才有了選舉權與被選舉權。1928年，婦女才與男性公民享有同樣的選舉權。1918年，德國婦女獲得了選舉權。1920年，美國婦女獲得了選舉權，雖然早在1691年，馬薩諸塞州率先實行過婦女選舉製，但在1780年又把婦女的這一權利取消了。1931年，西班牙第二共和國憲法承認婦女擁有選舉權。1944年，法國婦女獲得了選舉權。1952年，希臘婦女享有選舉權。1971年，瑞士婦女獲得了參加議會選舉的權利。1976年，全體葡萄牙婦女獲得了選舉權。1986年，歐洲的列支敦士登婦女終於也有了選舉權。這個資料是不是很能說明問題呢？(2)造成西方民主發展差異的文化分析為什麼同一個民主，卻在不同國家、不同區域會有這樣多的差異，原因既簡單也複雜。最簡單的概括，是因為不同國家具有不同的社會文化背景、．文化傳統、文化結構和文化選擇。但這回答雖然簡單，但其包含的內容卻十分複雜。應該說，造成民主差異的原因，不是單因素的，而是結構性的。因為不同國家在經濟、政治、文化、科技、教育、習俗、信仰、民族成分、地理位置、資源狀態、人口構成等所有方麵都有區別，這些區別的結構表現，就成為造成文明差異自然也包括民主差異的基礎性原因。分析這些原因，是需要花費很多篇幅和時間的，本書目的不在此。這個地方，隻就文化差異，比較形象地做些說明。就文化表現看，英國文化更富於紳士特色，法國文化則屬於藝術家特色，德國文化以思想家特色最為著稱。美國文化則是企業家性質的。英國近代以來的思想人物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首推洛克。洛克本人就是一位紳士，他的文章，他的理論，他的風格，他的經曆，同樣充滿了紳士風度。雖然他也是一位革命家，但他的革命方式與法國人和德國人是不一樣的。他曾經有過短時間的逃亡，雖逃亡並不走極端的道路。以後回到祖國，依然以平和的方式宣傳他的思想，參與國家事務，他晚年既做過國務大臣，也是英國最早的國家銀行的股東之一。洛克的哲學雖然影響巨大，其內容不算深刻，論宣傳作用，他比不過培根；論體例完整，比不過霍布斯；論思辨的深刻性，還比不過斯賓諾莎；論其對後世的影響，也比不過休謨。然而，若論合乎英國人的口味，論對英國近代文明進程的影響，則洛克是首屈一指的人物。和他相比，培根顯得太熱衷於仕途了，霍布斯顯得太激烈了，斯賓諾莎顯得太學術了，休謨又太哲學化了。英國文化屬於紳士類型，它的民主過程，也是紳士化的，它不求做得最激烈，最轟動，最刺激，最徹底，但要求做得最平穩，最有風度，最能合乎世人的心態，也最長治久安。英國的光榮革命正是這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