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市場經濟與社會平衡態
作者並不一般性地反對貧富差距，但堅決反對它的惡性擴大：作者並不一般性地反對失衡，但堅決反對惡性的社會失衡狀態：皇帝喜歡失衡，因為他是坐在寶塔尖上的惟一者，公民反對失衡，因為真正的公民原則乃是平等原則。本書在分別討論了市場經濟與公民、政府、企業、科教等具體關係後，還應該對市場經濟與整個社會係統的關係作一個交代。換句話說，即除去市場經濟對社會係統的各個具體領域的相互作用外，它對社會整體活動有什麼作用與要求。這個作用與要求，用一句話來表示，就是追求平衡態。那麼，什麼是平衡態？《辭海》上這樣解釋平衡一詞的含義：平衡，本指衡器兩端所承受重量相等而處於水平狀態。原泛指兩種以上事物所處位置相當或事物之間的均等。社會平衡，是任何社會尤其是市場經濟獲得生存和發展的最基本的態勢。1．幾種平衡態的簡單解析這裏講的社會平衡態，有兩個基本特征。第一個特征，它的基本社會相關因素，必須是相對平衡的。第二個特征，這種社會平衡態必須處在動態發展之中，即它不是靜態的。下麵我們會看到，能滿足這兩個條件的社會形態，隻有市場經濟．，中國古代文明的成就十分巨大，其中尤以封建文明最為發達。封建文明，它的社會形態——即它處在正常或快速發展的時代，其社會諸因素同樣呈平衡態勢。但是，它的這種平衡，就其基本機製與機理而言，不是動態的，而是靜態的。中國封建文明，呈中央集權式的社會等級製與小農經濟基礎的平衡。它是平衡的，但並非動態的。所謂並非動態的，不是說各種社會因素靜止不動，而是說它缺少動態調節能力，它的基本框架難以改變。因而，封建社會的這種平衡態，雖有繁榮，絕難持久。框架好比衣服，內容好比穿這衣服的人。比如穿衣者是個小孩兒，孩子日益長大，而衣服——框架不變，於是雙方發生矛盾，矛盾難以解決，繁榮就會中止，衰敗由此發生。而社會的變化是不可遏止的，這種變化，或早或遲，必然導致封建王朝繁榮的破滅。變化並非一個方麵。，中央集權製的特色，原本是大政府，小社會。政府之大，要大到足以控製整個社會的穩定。而社會之小，小到隻允許小農經濟得以生存，任何影響小農經濟的因素，都屬於壓抑和製約之列。比如商業活動，雖然可以促進社會文明的快速發展，但它對小農經濟是個威脅，那麼，就壓抑商業，不讓它發展。這就是中國封建社會曆時千年的重農抑商政策。例如城鎮的發展，雖然十分有利於社會的進步，但它同樣不利於小農經濟的穩定，那麼，就壓抑城鎮，隻準它成為社會統治的有機組成部分，隻準它作為軍政重地，其他功能皆不允許存在，更不允許發展。中國封建文明，在保證這種大政府——中央集權製的政府和農業自然經濟——小農經濟的平衡方麵，確實下了大功夫，費了大力氣，作了大文章，而且經久不懈，奮鬥不止。政府出了毛病，就有人出來改革。農業出了毛病，又有人出來補正。封建王朝的維係，可謂難而又難，多少善良的百姓為之含辛茹苦，多少有識之士為之殫精竭慮，多少有為有誌者為之耗盡心血。然而，終於不能成功，於是社會平衡態終被打破，於是天下大亂，於是改朝換代。造成這種平衡態失衡的原因，既有自然方麵的，也有社會方麵的。自然方麵的原因包括大的自然災害尤其是連年不斷的自然災害，如水災、旱災、蟲災等。而社會方麵的原因，最常見的乃是封建統治機構的無限膨脹和土地兼並的惡性發展。小農經濟本來是最脆弱最經不起衝擊的經濟形態。而封建統治機構的無限膨脹，必定產生過大的壓力；終於使這種原本脆弱的封閉的經濟形態不堪重負，終成崩潰。土地兼並是小農經濟的又一大敵．，小農經濟的根基在於人有其田，家有其田，而土地兼並的結果是人失其田，家失其田。一方麵是失去田地的人口與家庭越來越多，另一方麵，是土地過於集中，從而形成大的土地壟斷者。失地者多，則窮人多，雇工多，流民多，而這些都是封建王朝最可怕的敵人。土地壟斷者多，則形成糧食同積，從而對窮人造成新的壓力，也給社會帶來新的不穩定。除去這兩大因素之外，還有人口的壓力，以及邊患的影響。人口的增長快於土地的開拓是一個千古不移的定理——除非人類能夠自覺控製自己的生育速度，而這在封建時代是不可想象的，不僅不可想象，封建文明還是多子多孫多福的最虔誠的信奉者。人口增長迅速，而土地處在各種分割兼並的壓力麵前，二者的矛盾隻能日趨激烈，終於成為無法調節的社會衝突。馬爾薩斯的人口論，至少對於封建文明而言是一大真理，隻可惜，中國古代曆史雖十分久遠，卻還沒有產生過這樣一位馬先生。為防止這些惡變，在統治者一方，就要求開明的管理，就要求不斷進行改革，就要求防止中央集權的大權旁落，因而對於外戚與內宮的勾結，對於太監亂政，都是深惡痛絕的；對於軍閥割據、地方割據也是絕難容忍的；對於邊患與外族的幹擾尤其具有極高的警惕性；對於流民，尤其對於農民起義，更認定其為十惡不赦，絕不寬容。然而，這些矛盾幾乎沒有一個是可以得到根治的，但又沒有新的社會力量和社會機構可以改變這種社會形態。於是中國的封建文明，便出現了不斷地建立——繁榮——衰敗——動亂，到再建立——再繁榮——再衰敗——再動亂這樣一種改朝換代的規律性發展態勢，與這種發展態勢相對應的，也就是社會平衡態的不斷建立與破壞。封建平衡態的特色在於，它可以達到平衡，但沒有相應的機製去保證這態勢的安全與發展。真正能達到動態社會平衡的隻有市場經濟。這一點已為西方500年曆史所證明，而且也將為東方國家的未來所證明。市場經濟社會當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的道路同樣曲折，或者說更為曲折，但就其獨特的品性看，動態社會平衡態既是它追求的目標也是它最本質的存在方式。市場經濟社會的主要品性表現為：第一，它改變了金字塔式的權力形態，而代之以天平式權力機製。封建文明以及一切非動態權力機製都是金字塔式的，這種權力形態，因為它的結構形式呈三角形狀，所以它是最穩固而不易改變的；因為它的組織形式是一元化的，因此沒有力量可以與之平衡；因為它的最高權力隻集中在一個人手裏，所以這個人必定被神化。這種權力形式，就其自身而言，可以說穩如泰山。但因為它的基礎薄弱——這塔不是建立在更為闊大堅實的基礎之上，而是建立在小農經濟式的一盤散沙之上，建立在“馬鈴薯”式的經濟組合的基礎之上，所以這種穩固反而成為一種負擔，它因穩固而存在，又因過於穩固而倒塌，而滅亡。市場經濟社會則不然，它不需要甚至不會允許金字塔式的權力機構的長期存在。它要求的是小政府，大社會。政府要小，那麼，縱然權力機構呈金字塔狀，也是個小小的金字塔；不是埃及古法老的金字塔，而是托塔天王手中的金字塔。雖然權力的特性決定了它決不會自甘其小，甚至自化為小，但市場經濟的社會基礎廣泛而雄厚，它不再是一盤散沙，也不再是一堆互不相關的馬鈴薯，它的強大的經濟實力和組合實力，製約了社會權力的無限膨脹。不但如此，它還將精簡這權力，把它置於社會正常運行的天平之上。更重要的是，它以相應的權力改造權力——以權力製約權力，使權力成為社會可以控製的一種法製性力量。有人說，市場經濟社會，最有權力的不是權力乃是資本，權力也是為資本控製的。這在某種特定的定義上講，也有道理。特別是在市場經濟的發展過程中，資本的地位常常居於權力之上，雖然從表麵上看，資本不是強力的，而政治權力有時甚至是無所不能的，但隻要資本不斷發展壯大，乃至成為決定經濟形態的主流性力量，那麼社會政治權力就必定歸於民選，隻是這民選在很大程度上要受資本的製約。大抵資本越是暢達和雄厚的地方，它的影響力也就越大。反之，它的影響力便相應減弱。資本製約權力，使封建時代一元化的權力機構發生變化’ 而它的外在表現形式，便是三權分立，便是法製國家。市場經濟社會的第二個特性在於它以最肯定最徹底的方式反對和取消等級製。凡金字塔權力機構，必然以等級製為基礎，且不論這權力的性質如何。秦始皇如此，蔣介石如此，路易十四如此，彼得大帝如此，希特勒亦如此。市場經濟的本質，乃是資本的自由化，市場的自由化，於是，等級製成為它的死敵。所以，任何等級製價值觀念，等級製組織形式，在資本自由化時代，都將受到致命的衝擊，在成熟的市場經濟條件下，都將沒有立足之地。我在前麵說過，市場經濟的興起是與人文主義的興起同步的，又是與科學的興起同步的。而三者共同作用的結果，便是取消了神的地位，提高了人的地位，雖然人文主義的人一般說來還不是個人，但人的崇高地位的確定，顯然為後來的民主社會與法製社會在精神上和觀念上開辟了道路。人的平等與市場自由、公平競爭構成了市場經濟的三大支柱。到了這個時候，雖然社會的發展還有某種反複，甚至是劇烈的反複，但其總的 曆史趨向是絕對改變不了了。市場經濟社會的第三個品性特征是它的開放性原則。它堅持開放性，反對封閉性，主張透明度，反對暗箱運作。封建時代，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老調，在此已然不允許重彈。因為市場經濟麵對的乃是巨大的資本活動空間，是巨大的利潤的流動與不斷地歸屬於各個所有者。它的基礎是公民個人財產的神聖性與不可侵犯性。而這一切都要求社會行為的開放性，都要求社會權力的公開性運作，它的最高政治表現則是民主選舉。而民主選舉的最高表現形式則是直選，凡此種種形成一個運作有序的社會生存機製，這個機製所反映的社會存在形態，就是社會平衡態。市場經濟社會是動態社會平衡態的原因，是它的存在方式，也是它的結果。但是，它的得來是不容易的，它的發展也是不容易的。動態平衡態固然有許多優點，但它至少有一個優點是習慣於受社會權力支配的人所不適應的，即它沒有一勞永逸。它的動態性，不但保證了社會的平衡性，也要求社會的方方麵麵永遠為它的平衡狀態做出不斷的永無休止的努力。因此，市場經濟狀態下的人們，雖然可以生活得好，卻又必然生活得累。累，就是現代公民必須為社會平衡態付出的代價，至少從目前我們可以預見的事實看這種代價是值得的。因為沒有這種追求，就有可能出軍國主義，出法西斯主義，出專製主義。中國走上市場經濟之路，不要也不能忽視對社會平衡態的追求與建設。動態的社會平衡態是一個複雜而又精細的社會工程，它不但有自己特別的原則，有效的社會機製，還有各個有機層麵的子係統。 ，動態的社會平衡態的多樣性，決定了它的社會理論的多樣性。這種社會理論的多樣性也可以稱之為理論平衡態。理論平衡態的最簡單的解釋，就是自由理論原則，它不但允許支持者的理論存在，而且允許反對者的理論存在。，比如它允許鼓吹私有製神聖不可侵犯的社會理論存在，也允許烏托邦理論的存在，允許空想共產主義理論存在，也允許無政府主義理論存在。隻允許支持者理論存在的社會，不管這社會效益如何，它肯定不是民主化社會，因此也不符合動態平衡原則。動態平衡態原則的自由性決定了人的價值觀念的平等性，這種價值觀念的平等性，也可以稱之為價值平衡態。價值平衡態要求所有公民都具有監督社會的權利，都具有天然合理的公民權利。都具有參與社會管理的權力一一一般說來，這種權力是通過選舉實現的。封建時代，也講平衡，然而，那是一種不平等基礎上的平衡，或者可以說它隻有平衡，而沒有平等。《苟子?大略》有雲： “平衡日拜，下衡日稽首，至地日稽顙。”這種平衡，沒一個現代人想去理它。現代人的平衡觀，首先是平等觀，平等方能做人，平等才有平衡。你站著，我坐著，你不平衡；你坐著，我站著，我也不平衡。你騎在我身上，我就會反抗，你騎在我身上還要拉屎，那麼，我隻能以惡報惡，把你摔將下來。由此類推，動態社會平衡態，還包括經濟平衡態，社會關係平衡態，國際關係平衡態和文化平衡態。本書從篇幅和需要考慮，以下分別對經濟平衡態，社會關係平衡態和文化平衡態以及相關的問題做些分析。2。經濟平衡態經濟平衡態包括的內容很多，因為經濟關係乃是最基礎性的社會關係。經濟關係不對，就如同一座建築物的地基沒有打好，基礎未打好，大廈很難牢固。經濟平衡態，首先是利益平衡態。利益平衡態，雖不是說方方麵麵的利益全然一致，但它應該保證方方麵麵利益分配的公平與公道。不公平則失去平衡，不公正則導致混亂。利益關係，我們最常見的說法是正確處理個人與集體，個人與國家，集體與國家的關係。．然而，什麼是正確處理，什麼是不正確處理，這方麵又都大有學問。我們中國人的傳統邏輯是，個人服從集體，集體服從國家。因為我們認定，集體利益永遠高於個人利益，而國家利益，絕對高於集體利益。其結果，是不惜損害個人利益而滿足集體的要求，不惜損害集體利益而滿足國家需要。但是，幾十年的曆史經驗證明，這個邏輯並不高明，甚至並不正確。損失個人利益的結果，往往是挫傷了公民個體的積極性，而失去積極性的個體顯然對集體的成敗是個很不利的因素。而挫傷集體利益的結果，是使集體失去凝聚力，集體的消極，又影響了國家整體事業的發展。實際上，所謂個人利益，並非隻是一個人，所謂集體利益也並非隻是一個集體。所謂個人，看起來是單個的人，但國家難道不是由單個的人組成的嗎？這是一個悖論，一方麵，損失個人，好像無傷大體，但個人不是一個人，它是一個概念，在這個概念下可以包括所有的個體，而個體概念的受損，受損的就不是一個人，甚至不是一群人，其結果，傷害的乃是國家這個整體。特別是它的文明。另…方麵，所謂集體，所謂國家，又成為一個護身符。集體出了毛病。絕沒有哪個人出來負責，他說這是集體的決定；國家出了毛病，也沒有人來負責，說這是集體的責任。集體的責任，便該集體負責，但集體是誰，卻尋他不著。於是便有了極瀟灑極漂亮卻又是極不負責的說法，叫做交學費。但沒有人追問，這學費出在哪裏，這學費的代價，由誰負擔？從中國2 000年的曆史經驗看，過分強調國家利益，貶低個人利益，是封建主義的一貫原則。封建社會的本質就在於，它是等級製的，賤者必須服從貴者，下級必須服從上級，大家全要服從皇帝。皇帝的利益就是國家的利益，而國家的利益乃是高於一切的利益。為著這利益，劉邦囚禁韓信，殺死彭越，也是對的，宋高宗殺死嶽飛也是對的，明英宗殺死於謙又是對的，連崇禎皇帝殺死袁崇煥都是對的——雖然表麵上看沒人說他們做得對做得好，但皇權不可侵犯，等於承認了它的濫殺無辜的合理性。皇帝雖然也是個人，但他代表王朝的存在——朕即國家。封建王朝，這還罷了。計劃體製下的個人服從集體，集體服從國家，常常不知道這集體是誰，這國家是誰。最常見的曆史教訓是，假國家之名，侵吞集體財富，或假國家與集體之名，侵吞。個人財富，甚至剝奪了個人的所有權利。這種情形，無以名之，名日主體虛位或主體位移。市場經濟，堅持公民個體本位，它首先強調和保證的乃是個體利益。個人就是個人，個人有權利有理由而且理直氣壯、氣壯如牛地為自己的利益去申辯、去奮鬥、去抗爭；個人利益，一分一厘不容別人侵占，不論這侵占者是什麼人，是他人，是集體，是國家。公民個體本位，並非無休無止，想怎麼樣就怎麼樣。而是既要肯定個體本位，就必然承認別人與自己享有同等的利益。 比如你要殺人，就有可能被殺；你要搶劫，就可能被搶；為著自己的安全，就必然保證別人的安全；為著自己的安靜，就必然注意別人的安靜；為著自己的權利就必然尊重別人的權利。但是，這種必然不是光靠個體的自覺性可以做到的，而是在公民間建立契約，並且為保證這契約的執行，還要賦予國家以相應的權利——國家的權利既為契約所規定，同時它們又是這契約的合法裁判人。所以，所謂國家利益，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它隻是公民利益的保護者、裁決者和某種意義上的執行者。或者換句話說，國家並非沒有自己的利益，但它的利益隻是公民利益的另一種表現形式。甚至可以這樣說，公民個人利益的保證，乃是市場經濟是否成熟的一塊試金石。公民個人利益的堅定度，正是市場經濟能否正常運作的基礎所在。但是，作為一個國家，必須有公共開支，必須負有公共性服務性職責，因此，國家還要收稅。稅收既是國家存在的財政基礎，所以也就是每個公民必須履行的職責。市場經濟的另一個問題，是它本身無法解決的貧富差距問題，而且在某種意義上講，市場本身就是個製造貧富差距的地方，隻是它不是一味的製造貧富，它還通過不斷製造新的危機，從而以新的貧富取代舊的貧富。國家適當的稅收政策，又可以起到調節貧富的作用，從而使貧富差距不是日益增大，而保持在人們可以接受的範圍之內。強調和保證公民的經濟權益，不是保護某些人的權益，而是保護所有人的權益，這是構成經濟平衡態的第一基礎。既保護公民的權益，又保護國家的稅收利益，這是構成經濟平衡態的第二基礎。但隻有這兩個基礎還不夠，實際上，還有個人與企業或其他類似企業的利益平衡問題，還有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利益平衡問題。企業利益，在市場經濟中，首先是雇主與雇員之間的利益分配。這種分配，如果是合理的，並為雙方所認同的，就是達到了平衡態要求。否則便沒有達到要求，需要重新談判，以求找到合理的雙方認同的解決方式。這種解決方式，實際上是市場經濟特有的利益分配的原則與方法。在奴隸時代，你能想象貧富雙方的利益談判嗎？在封建時代，你能想象農民與地主，或者徒弟與師傅之間的利益談判嗎？但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尤其是市場經濟走向成熟階段之後，這種形式，將逐步為所有的雇主與雇員所接受，而且國家有義務把它進一步程序化和法製化。比如為世人所深愛的美國NBA籃球賽，就曾經出現了勞資分歧。根據他們原有的協議，球員的總收入應控製在全部收入的48%以下，而現在的情況是，球星的總收入已達到52%，同時29個NBA俱樂部有14個發生虧損。於是老板們建議，重開談判，並且根據舊有協議的規定，一旦球員收入突破48%，則舊有協議全部作廢。我們中國人現在對這種談判形式還不很熟悉，因為在相當程度上，中國還是一個勞動力過剩的地區，惟有解決這種過剩現象，勞資關係才可能達到平衡。勞資關係的合理安置、有效執行，可以說是經濟平衡態的第三基礎。還有不同社會階層的經濟收入的比例關係，這關係如此重要，以至於它解決不好，社會就不會真的平靜。在美國這樣的國家曆史上，不僅有階層收入差距問題，而且還直接牽扯到種族問題，因而使這問題的解決變得更為複雜。階層收入，應按市場規律辦事，同時國家通過稅收給予適當調節。保證階層收入比例的合理性，乃是經濟平衡態的第四基礎。還有國家與地方利益的平衡問題。這問題在封建王朝乃是一個致命性問題。因為縱觀漢、唐、宋、明、清五代的興亡際遇，漢、唐亡之於割據，宋、明亡之於邊患，大清王朝是既有一邊患又有割據。現代社會，中央與地方關係依然複雜。若論其出路，在於給地方以相當的自治權力，同時又要保證國家的統和強大。現在有的地方的情況是，由於政企不分，中央與地方的利益爭奪十分嚴重，它的最典型最普遍的表現就是地方保護主義．，比方同樣是棉紡廠，有地方廠，也有國有廠，那麼好，地方政府專門在國有廠上下功夫。我在一個電視報道中看到一位人士在講，地方政府對稅收的辦法是，先把國有的稅收征夠征足甚至征死再說。對地方企業則能寬之則寬之，能放之則放之。其結果，是國有企業連吃敗仗，地方小企業反而生機勃勃。事實究竟如何，還有商討餘地。照我的看法，地方政府嚴征國企稅，並不算錯，也不會因此而把國企征死。如果可以征死，那麼就不是地方政府的問題而是稅率的問題了。但地方保護主義確實可以把二者置於不平等的競爭地位，從而使所謂自己的企業輕裝上陣，而使中央企業負重累累，氣喘籲籲——它不是因稅收而死而是因不平等競爭而死，正如誇父不是死於賽跑而是死於幹渴。在政企分開方麵，中央與地方的利益分配問題，依然存在。這問題的適當解決，便構成經濟平衡態的第五基礎。經濟競爭中，還有一個重要的層麵，即國際間經濟關係，國際間的經濟關係具有雙重性質，一方麵它在本質上屬於企業行為，另一方麵又具有國家與國家間的貿易性質。在前者是走進國際市場，在後者，則是通過貿易關稅進行貿易調節和貿易保護。正是這種國際經濟的雙重性，決定了企業必須走國際化道路，而國家也必須走開放的道路。國門一定要打開，中國的企業一定要進入國際市場，因為惟有開放，中國才能更快縮短與世界發達國家的距離，隻有走向世界，中國企業才能真正地實現現代化目標。但是要爭取自己的利益，不但企業要爭取自己的利益，國家也要爭取自己的利益。國際交往，需要公平，國際競爭，寸步不讓。那種隻講政治，不問利益的作法，曆史證明是非常錯誤而且幼稚的，其效果也決然不如想當初期望的那樣好。我們隻消看看世界上每日每時都在發生的經濟行為，就會明白，無論是美日之間，還是美國與歐盟之間，日本與歐盟之間，還是歐盟各國之間，麵對經濟利益，沒有一個肯輕易放棄的。英國的瘋牛風波，法國的農產品風波，日本的金融風波，美國的伯頓法風波，因為各國的利益不同，所以要求決然一致行動，不過是一個幻想而已。中國人進入市場時代，人人要有市場意識。中國人要學會做現代生意，尤其是到國際市場做大生意，沒有寸利必爭，寸利必得的精神，你怎麼走向世界？一方麵要開放，_方麵要量力而行。中國現代化經濟道路，就在這二者的相互磨合中前進，直到中國真正融人世界，而世界也真正接納了中國，那個時候，就是市場全球化的時代了。但要頭腦清醒，不要昏了頭。以為我們中國是個大市場，沒有別人我們自己也行，就是不打開國門，一樣實現現代化，這是非常危險的想法。中國確實是個大市場，但中國如果實行封閉政策，就等於自絕於人。其結果隻能更加拉大與世界的距離。況且說，中國能否真正成為一個有效的大市場，一看改革，二看開放。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就有七八億人口，市場不可謂不大，然而，你雖然可能有市場，但你不搞市場經濟，等於沒有市場。你不向世界開放，結果與世界的發展距離也越拉越大。打開國門，走向世界，成為世界貿易組織中平等的一員，是經濟平衡態的第六基礎。實際上，隻有上述六個基礎還不夠。因為利益的不平衡性幾乎無時無刻總在發揮作用，而平衡態要求的平衡狀況，還需要社會的不斷調節和人們的不斷監督與努力。以公民個人利益為例，它不僅存在一個個體利益不受侵犯問題，存在一個合理分配問題，而且還存在受侵害之後，如何索賠問題。個人受害，有權索賠，而且有能力索賠，則經濟平衡態才可以得以正常運行。有權索賠是個道義問題，社會必須承認這個道義。有能力索賠是個法製問題，有法製保證，你的索賠權利才能實現。相比之下，這後一條更重要，因為有必要的法製保護，人們受了欺，受人辱，受了冤，或者受了任何一種傷害，才能依靠法製解決問題，而不是如魯智深一樣，三拳打死鄭屠戶；也不是如黑旋風一樣，動不動掄斧頭把頭砍去；又不是如武鬆一樣，來他個大鬧飛雲浦，血濺鴛鴦樓；當然也不是女口林衝一樣，終於忍無可忍，隻好被逼上梁山。索賠不分對象，不管你的官有多大，位有多高，甚至這索賠對象就是某個部門，某級政府，你隻要傷害了公民利益，就該做出道歉和賠償。以企業為例，企業的利益實則是勞動者的血汗，一絲一毫不容侵犯。這樣的觀念應該形成共識，以此拒絕各種各樣的侵吞企業利益的行為。尤其是權力機構對企業的亂收費和亂罰款。據《農民報》報道， “幹部吃肉，八載不付款，村民憤然，法庭討公道”。原告是河南省通許縣孫營鄉人， “在於屠宰生意期間，其所在村委會在1988年至1989年期間，因招待客人等原因，當時的村支書、村主任、會計、團支書、婦聯主任經手共四次欠原告肉款1404元，均打了欠條並加蓋村委會公章，”後村委會班子多次更換，就是不還欠款，原告無法，終於對簿公堂，受害人為自己討回了公道。一個個體屠宰商，能有這樣的作為，作為大中企業怎麼能任人宰割不敢自我保護呢？想來若不是這體製出了大毛病必是這企業所有製形式應該徹底加以改造了。以地方利益而論，保護一方利益，自是職責所在。地方利益和國家利益一樣，本質上也是公民利益的再現形式。地方政府隨意放棄自己的權利和利益，便是對所在地公民利益的傷害和出賣。比如北京，雖是首都，又是首都1300萬公民的民居住地，北京的土地不能由國家機關或者什麼人亂占，北京人的利益也不能任人隨意宰割。這不是地方主義，而是守土不流。即使黃河岸上的一棵樹，它還有責任保護自己的一塊生存土壤呢！身為地方政府，怎能不把本方本土的利益看得比天還大，比命還重。以國家利益為例，國家利益必須保護，主要是稅收的保護與征管。在現階段，還有一個科學使用政府購買權利與限製濫用國家權力的問題。所謂科學使用國家購買權利，是說置國家采購於科學管理的方式之下。而所謂科學方式，就是市場化方式。中國國家既大，政府機構又大，而且越是權力機構，越要講排場，裝門麵。所以每年的采購資金，都是一個巨大的數額。加上采購方式不按市場規律辦事，結果成為企業競相爭奪的一塊肥肉。為著得到這塊肥肉，行賄受賄，送紅包給回扣，各種方法無所不有。結果是肥了企業，也肥了當事人，表麵上吃的是國家，實際上花掉的還是納稅人的血汗錢。真按市場規律辦事，就該采取政府招標采購方式，例如遼寧省單采購電梯一項，其報價企業的差額就有300萬元，有的省一次性節約就有一個多億。此等方法，既簡便，又節約，又為企業創造公平競爭的機會。看來，中國人麵對真正好得很的好事，有時卻偏偏邁不開雙腿，睜不開眼睛，其中的奧秘，或許隻有天知地知神知鬼知。限製國家權力的濫用，首先是限製行政成本的無限製增長。其實，馬克思早就提出建立“廉價政府”，而“古今中外，凡統治者無不重視行政成本，並努力控製和降低成本”。但中國這些年的情況，可憂可歎， “行政成本大約每年以20%。左右的幅度增長”。因何如此瘋長，有關人士分析說，一是機構增加，人員膨脹；二是濫換裝備，成本大增；三是文山會海，開支無度；四是投機、鑽營、吃、喝、送、奢等等。這些爛毛病不改，社會如何平衡？3．社會平衡態社會平衡態是講整個社會生活的平衡狀態。平衡狀態包括三個含義：第一，各種基本構因沒有明顯的缺陷；第二，各種基本構因處在相互和諧的狀態；第三，各種基本構因都有而且正在充分發揮自己的作用——百舟競渡，流態平衡。如前所述，平衡態不是一個靜止狀態，而是一個動態係統。動態中的平衡，正是發展的最好機遇。那情形，有如中國盛唐時代的貞觀之治，開元之治。又有如西方“二戰”以來的發展狀態。有人說，平衡總是與不平衡相對應的，有平衡必有不平衡，這無疑也是對的。但作為社會的發展主流，還是有平衡與不平衡的區別。一般地說，戰爭年代，不平衡是基本方麵，平衡是非基本方麵。戰爭是一種強大的破壞性力量，破壞好比拆房子，越能抓住要害，拆得越快。而建設好比蓋房子，築園子，非平衡不行。，一所大園子，例如蘇州的拙政園，上海的豫園，北京的頤和園，妙在獨具匠心，一草一木，一磚一石，都有講究。社會是個大工程，它當然不可能如一座藝術園林那樣精典雅致，但它可以達到平衡性發展。社會呈平衡態勢發展，既是古代史上很難遇到的發展機遇，又是現代社會必須追求的發展態勢。古人說，事不平，有人管，路不平，有人鏟。現代公民，人人皆為主人，哪一個環節不盡如人意，人人有權鳴之，哪一件事不合人道，人人有權鏟之。雖是平衡態，但要不斷增加新內容。無論多麼好的事情，總是老麵貌，就會讓人煩，讓人厭，讓人膩。《紅樓夢》再好，讀三遍可以，讀三十遍也可以，讀它一千遍，人就受不了。《紅樓夢》尚且如此，餘物可想而知。新的內容的出現SSSS必將打破舊的平衡，而平衡態的本意，即在於推動新的事物的湧現。於是由不平衡而平衡，再由平衡而不平衡。孩子大了，衣服要改，衣服改了，更有好精神好心情。這樣看來，所謂平衡態也可以說有兩種截然不同的社會類型，一種是古代文明例如封建文明的平衡態，這種平衡態意在守舊，不在創新，其平衡固然也好，但於未來的發展不利，矛盾蓄積久矣，隻能導致社會的動蕩。一種是現代文明例如市場經濟類型的社會平衡態，其平衡態就是不斷創新，以新商品代替舊商品，以新裝飾代替舊裝飾，以新內容代替舊內容，以新精神代表舊精神。市場經濟並非沒有失衡的時候，但它的主體方向是向著不斷發展這個軌道上邁進的。社會平衡態又有社會主題，這個主題便是該時代平衡態的理想。比如文藝複興時代的主題就是人的崇高地位與精神，法國大革命時代的主題就是自由、人權與平等．美國南北戰爭時期的主題高揚人權旗幟，消除蓄奴製度，中國現在的社會主題就是實現現代化。社會平衡態包括社會各種基本因素，簡單地說來，可以劃分幾個文化圈，即，①權力圈，②經濟圈，③公共活動圈，④家庭生活圈，⑤社會輿論圈，⑥宗教信仰圈，⑦文學藝術圈，⑧教育科技圈，⑨衛生保健圈，⑩體育娛樂圈，⑥國際交流圈，⑧自然環境圈。這些圈是相互依存、相互影響又是相互製約的，可以說，沒有任何一個圈可以完全獨立地存在，而不與其他圈子發生關係。 社會平衡態，少了誰也不行。但居於特殊地位，影響特大，可能特好，也可能特壞的還是權力圈的影響。而權力圈的影響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不是萬古如斯的。其實，人類早期時代隻有文明，沒有權力。權力是一個曆史概念.在封建時代，權力是與等級聯係在一起的，它不是民主的，而是專製的。雖然這種專製在今天看來，是如此的可惡可厭，但在當時，隻能如此而已。秦始皇不搞中央集權製，難道可以想象他搞三權分立嗎？諸葛亮不對劉氏天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難道可以想象讓他對蜀國老百姓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嗎？但時代不同了，市場經濟時代，權力的基礎不同了，權力的存在方式不同了，權力的社會作用不同r，權力的文化背景更不同了。市場經濟屬於自由經濟，而自由經濟必然是法製經濟。法製經濟要求法製社會，法製社會要求民主，民主要求權力的多元與製約，權力的多元與製約要求相應的文化精神與理念。這個市場經濟的社會邏輯，我在前幾章已經比較詳細地議論過了。重複地說，現代文明社會的權力圈，應該是最為民主化的，而民主的保障在於確立相應的權力製衡機製；現代文明社會的權力圈，應該是高效的，其高效的保障則是決策與管理的科學化；現代文明社會的權力圈應該是廉潔的甚至是廉價的，其廉潔與廉價的保障是以法行政，同時對公務員的收入予以高薪保證；現代文明社會的權力圈應該是職業化的，其職業化的基礎是建立公務員製度。對權力的監督，一個重要方麵是新聞輿論監督。特別是處在我們目前的情況下，新聞監督尤其非同小可。現在很多矛盾，久拖不決，很多問題，同樣久拖不決。官司一打十年，沒有結果。河道汙染嚴重，人命關天。然而，官僚主義的屁股如同大象，大象屁股推不動；如同老虎，老虎屁股摸不得；如同猴子，猴子屁股坐不住——何謂坐不住，辦事沒有“定力”， 那“定力”全用在吃喝玩樂、斜門歪道上去了。但新聞一曝光，馬上見行動。尤其是電視，不但聞其聲，而且見其人。什麼醜態、惡態，一上電視便原形畢露。什麼惡勢力，壞作風，一見鏡頭，馬上收斂。現在一些法院宣判多年的案子不能結案，於是想出辦法——新聞曝光，結果，立竿見影，很多久拖不決的案子很快結案。法院不靈，新聞才靈，這雖然於法製名聲有些不雅，但反過來說，也可以看到新聞的力量確實非同一般。新聞的生命在於自由，惟其自由才有新聞。鸚鵡學舌，徒增厭爾。如果沒有新聞自由，那麼，尼克鬆總統既不能下台，日本田中首相也不會入獄，雖然這兩位都是中美、中日關係得以恢複和發展的功臣，但王子犯法，與民同罪，何況當今世界，已不是帝國時代，法律麵前，早該人人平等了。新聞能講出事實，能按著自由原則講出一切它可以見到的事實，那麼，中國新聞監督的功能就算達到現代化f。為著這一目標，要學會窮追不舍，要學會刨根問底，要敢上九天攬月，要敢下五洋捉鱉，要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要有“欲與天公試比高”的大境界。新聞是社會平衡態的警示牌，又是社會平衡態的潤滑劑。新聞記者被稱為無冕之王，無冕之王的含義是：他雖有王者的權威，卻不受王權的限製．一心隻為事實說話。總而言之，現代文明社會的權力圈，應該嚴格置於人民的監督之下，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才是國家的真正主人。這個目標不但要在政治方麵，而且要在經濟方麵，在可操作性的程序方麵，都有切實可行的保證。政府屬於人民，就要全心全意地接受公民監督，為公民服務，想公民所想，急公民所急。就全世界而言，解決公民的失業問題，社會保障問題，都是極為重要的社會新課題。對中國內地而言，解決改革開放中出現的失業下崗問題、社會保障問題，更是一項既緊迫又長期，既必須調節好方方麵麵的關係，又不能損害公民根本利益的一個巨大的係統工程。中國現在的狀況是，失業率和隱性失業率很高，而社會保障程度很低。並且隱性失業率將隨著改革的深入特別是國企改革的深入而暴露其本來麵目，也就是說中國的失業人數在相當一個時期內，將會保持高位且有上升趨勢。然而，社會保障體係很不健全，保障率很低。中國的八九億農民，甚至根本不在社會保障的有限保護範圍之內。而在民企工作的職工，且不問這職工是本地的是外地的，是有文化的還是沒有文化的，他們大部分也不在社會保障製度的有效保護範圍之內。這個問題，近來得到社會的重視，報刊、電台紛紛呼籲，政府部門亦表示重視。有的地方為此還公布了民營企業不為職工上保險的舉報電話。這個舉報電話的公布，雖然聽起來十分拗口，但那一片關心，卻令人感動不已。社會保障體係必須迅速有效地建立，我在前麵說過，政府的職責之一，最主要的職責之一，就是救助需要幫助的人，那些隻知交富朋友、洋朋友、權朋友、錢朋友的政府官員，不是人民的公仆，他的內心深處，自有些見不得人的東西在。對這樣的政府官員，就應高舉黃牌，以示警告。社會保障體係的具備，最重要的是要使之進入法製軌道，還要輔之以行政權力，加上市場化運作補充。實際上，社會保險體係中，社會保險具有很重要的地位，保險是個大市場，這個大市場，就中國而言，還遠遠未得到開發。以中國現在的經濟水平而論，我們還缺少這樣的財力。但通過市場運作，可以比較快地達到社會保障的預期目標。而關鍵問題，還在於體製改革，舊體製必須盡快清除，新機製亦須加速建立。那麼，中國公民，不管你是首都居民，還是偏遠地區的居民，不管你是公司老板，還是普通職工，是國家公務員還是深山野嶺中的所謂山野之人，都能享受到國家社會福利體係的保護時，那時候的中國人，就活得更有主人翁感更有信心更有情趣也更有創造力了。 社會平衡態又仿佛一條環環相扣的生物鏈。對此，我們可以任意選擇一個起點，這起點都能通達全體，所謂牽一發而動全身。比如以權力為起點，那麼，這個環狀鏈條可以這樣展示：由權力而社會生活，由社會生活而環保，由環保而人口，由人口而民族素質，由素質而社會發展進程，由社會發展進程而經濟、而技術、而科學、而教育、而文學、而藝術、而宗教、而信仰、而哲學、而輿論、而體育、而衛生、而醫療保健、而社會習俗，而這一切又都與權力有關，於是又回到權力圈的起點上去了。權力亦不僅內部權力，還有國家安全，外交事務，以及抗災救險，反貪肅貪、戰爭、和平等等。這些鏈條中的每個環節，都有其無可替代的重要性。以至於當一個環節出了問題時，往往會危及整個鏈條的正常運轉。曆史上這樣的例子固然也有，當今世界這樣的例子更是百見而不鮮。現代社會平衡態的基礎在於市場經濟，而市場經濟的特性就是與時俱進。它不喜歡舊的，而喜歡新的，舊的也要變成新的，新的還要變成更新的。市場經濟並不排斥文物一類的舊文化，然而它更欣賞改變世界曆史的新文化。文化固然值錢，創新猶能得利，資本的品性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成為社會的品性。人們不但要增加收入，減少負擔，而且要提高生活的質量和品位。但在我們古老的中國，這樣的生存方式，我們還常常感到很不適應。前些時，就發生了有關北京的舊住宅區，應該是否保存的爭論。這爭論其實久矣，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期，就有專家提議，將北京舊城完整地保存下來，在北京的東部或西部另建新城。這方案未被采納，結果很多有關專家每論及此，都要嗟歎半日，不能平靜。現在，北京的危房改造，大規模迅速展開，於是反對之聲四起。其中一個理由，是很多名人故居就在其中，菜市口南麵的道路改造，要拆除一處梁啟超先生的故居，於是引起有關專家學者的注意，紛紛發表不同意見。 這件事影響之大，到了廣東。《南方周末》也用將近一版的篇幅登了有關北京胡同的新聞。其中一篇文章叫做《救救舊城》。文章說：積澱著4 000年東方文化的北京舊城，曆經800年的發展才成為中國封建首都的“最後結晶”，在紛飛的戰火中幸免，現在卻難逃商業化的劫數，許多有識之士檢視曆史，發出了救救北京城的呼聲——這是半個世紀後梁思成先生孤獨聲音的回應。但是，全然保留古城的主意肯定是行不通的。因為這城太大了，這城的民房尤其是南城的民房的絕大多數是太破了。如果保留這些房子，那麼這些房子該由誰去住。我在電視裏看到一些專家極力反對拆掉梁啟超先生的舊居，但住在舊居的居民卻叫苦不迭。因為這些房子已經成了破房、漏房、危房。人住在裏麵，風天，進風；雨天，進雨；不風不雨，夏熱冬寒，而且有時還會有生命危險。本人自8歲進北京，幾十年住在南城，既住過天橋，也住過南半截——即現在要拆的那一塊地方，而且早就知道，想當初魯迅先生、梁啟超先生都曾在這一片胡同住過的。但這些經曆給我的體會是，那些決定主張保留這些房子的人，一定沒有在這些房子中住過，而真正住過這些房子的，一定會同意把它們徹底拆除。我想，即使梁啟超先生和魯迅先生還在，也一定讚成多數居民們的意見。因為魯迅先生早有明言，我們固然要保護國粹，國粹也應該能保護我們才行。況且說，這些房子與國粹有什麼相幹！4．文化平衡態(1)問題的提起 討論文化平衡態，先應該討論一下文化的定義，而文化的定義是世間最複雜的事情之一。我們中國人，多認為文化即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這定義頗難反駁，但失之籠統，作為廣義文化，其定義似可表述為：文化是不同地域、國家與民族的獨特生存方式與價值取向。比如阿拉伯人是一種生活方式，美國人是一種生活方式，中國人又是另一種生活方式。基督徒要做禮拜的，佛教徒則心誠而已，儒學不講鬼神之事，雖敬鬼神而遠之，本質上還是更重視人世間事。不同地域、民族或國家的這種文化差異，在封閉時代，人們不曾重視它。在政治問題極為激烈的時代，文化差異被壓抑了，人們也不曾去真正重視它。但現在的情況不同，現代世界交流頻繁，而且不論窮國、富國、大國、小國，惟有相互依存，共同發展，世界才有希望。於是文化成為熱門話題，而且很多有關文化的傳聞都很有聽眾也很有影響。早幾年有一則“故事”，說三位姑娘，一個美國人，一個日本人，一個中國人，在海灘漫步。她們頭戴帽子，身著短裙，姿態優雅，興致勃勃。忽然一陣海風吹來，帽子可能被風吹走，裙子又可能被風掀起，三位姑娘各有應對如下：美國姑娘，雙手按住帽子，裙邊起落由它；日本姑娘，雙手壓住裙邊，帽子有無由它；中國姑娘，兩邊兼顧，一手按住帽子，一手拉住裙子。其意若日：美國人是最講究實際的民族，寧可遺羞於人，絕不損失利益；日本姑娘相反，寧可丟了帽子，也不遺羞於人；中國人信奉中庸，最善驅利避害，所以一手按著帽子，一手拉住裙子者，兼察並顧，兩頭不失。還有這樣一則“故事”，中、日、美三個犯罪嫌疑人，大約都是高級公務員之類，當他們的妻子告訴他們即將被起訴的消息時，他們的反應各不相同。日本人說，拿刀子來——他要剖腹自殺；美國人說，拿鞋子來——他要去找律師；中國人說，拿折子來一一他要取錢開跑。中國人看了這“故事”，也許並不舒服，但開跑的貪官卻著實不少。傳聞雖未可當真，事實卻勝於雄辯。從世界近代文明的曆史經驗看，文化衝突確實已經成為引起世界性衝突的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從西方近代文明的發展看，可以說經過了四個基本的階段，這四個階段的發展，最早起始於西方，而後發展到全世界。第一個時期，即人文主義時代。這個時代，其主題是人與神的爭鬥，其表現形式，首先是科學與神學之爭，而其結果，則形成整個西方社會各種政治力量的整合與衝突，其中包括城市工商業的迅速崛起，包括農民起義，包括宗教改革，也包括文學藝術與科學的蓬勃興起。但其主題，是人與神的爭鬥，結果科學進而神學退，人與人的精神取得了曆史性勝利。第二個時期，即啟蒙主義與法國大革命時代。這個時期的主題，乃是民主與專製的鬥爭。雖然啟蒙主義的旗幟依然是人性與理性的旗幟，但其矛頭所指，主要是專製製度。其表現形式，在英國，是繼光榮革命後的產業革命；在法國，是頒布《人權宣言》，爆發法國大革命；在美國，是進行人類有史以來首次取得完全勝利的獨立運動。結果民主體製終於在英、美等國得以確立，法國革命的精神終於傳布於整個歐洲大陸。第三個時期，大抵從l9世紀中葉開始到20世紀中中葉這一百年間。這期間，世界主要矛盾表現為殖民主義者與殖民地國家與民族的矛盾，階級鬥爭、民族鬥爭成為這個時期的主題。這是一個完全政治化的時代。在這個時代，一切都與政治緊密相關。或者是窮人，或者是富人；或者是殖民者，或者是被殖民者；或者站在這一邊，或者站在那一邊。中間道路是沒有的，所謂中間道路，乃是一種托詞，正如中國人喜歡講的，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不是屬於這個陣營，就是屬於那個陣營。這種世界政治態勢，因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誕生而變得更其自覺，因社會主義國家的出現變得更其鮮明，因帝國主義國家間的爭鬥變得更加充滿火藥味，因法西斯與軍國主義暴行變得更其無法調和。我們中國正是從這個時代開始，進入世界紛爭的大格局。隻是開局不利，第一個回合，就是鴉片戰爭，第一個條約就是南京條約，第一個結果就是割讓土地。結果，戰爭打敗了，不平等條約簽訂了，香港割讓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曆史開始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戰至今，則為第四個時期。第一次世界大戰，雖然損失慘重，但未能真正教育西方國家。第二次世界大戰，損失更為慘重，終於教育了全世界人民。“二次”大戰，使世界認識到，隻有保衛和平，人類才有真正的前途。雖然取得這認識需要一個很長的過程，而伴隨這過程的竟然是東西方冷戰。冷戰自有不得已處，但是它不得人心，既不得西方人的人心，也不得東方人的人心。於是七亂八亂，終於出現新的曆史局麵。東西德統一，標誌著冷戰的結束，而遠在冷戰結束很久之前，甚至在“二戰”之前，人們就已經開始認識到，構成這個世界矛盾衝突的，很重要的問題乃是文化問題。同為資本主義國家，為什麼德國人要發動二次世界大戰？而最早進入工業文明的亞洲國家日本，為什麼會走上軍國主義道路？這裏麵原因固多，其特殊的文化構因顯然是一個特別重要的原因。於是美國政府出錢，請美國社會學家本尼迪克特對日本文化的性質進行研究。本尼迪克特此前未曾去過日本，但她以充分的文字材料為依據，寫出了那本影響深遠的文化名著《菊花與刀》。《菊花與刀》不重點分析日本的政治力量、軍事力量與經濟力量，她著重分析的是日本文化的品性，即日本人為什麼會成為日本人，為什麼日本人的思維方式是那樣而不是這樣，他們的行為方式要那樣而不這樣，為什麼西方例如美國和日本雖然同為工業化國家，卻絕對談不攏，不但談不攏，還會發生爭執，發生戰爭。《菊花與刀》圓滿地完成了任務，而且為後來的研究開辟了道路。重視文化差異與影響的人物，首推湯因比。他的曆史名著《曆史研究》，其實就是一部新式文化思維方式下的經典之作。因為這本書的思維方法是全新的，所以它一出世就引起巨大爭論，尤其引起反對者的批評、批判和挖苦。因為這本書的風格是從來未曾見過的，又引起習慣了舊風格專業讀者的無比憤怒。因為這書的分析過程與結論，有悖於幾乎一切傳統的史學著作，因此那些按照舊習慣走路的專家絕對不能接受它不能容忍它。然而，它站住了。 《曆史研究》作為一本史學經典，它不以曆史事件為主，也不以曆史人物為主，而以對世界各種不同典型的文明分析為主。他為這些文明劃類、歸類，提出它們作為特定文明類型的優點、缺點、前途與走向。這樣的分析可說是前所未有的，至少是不成係統的，尤其是從來不曾出之於一位正宗的史學專家之手。本尼迪克特的影響主要在社會領域，學術殿堂中的專家們也許對她的著作不甚感興趣——雖然不感興趣決非明智的表現；湯因比的影響則既在國外又在國內，而且在國內的影響還要來得更強烈更尖銳也更富於刺激性。但無論如何，文化問題已經引起世界的重視，雖然，在政治家那裏真正得到理解，已經是很久以後的事情了。美國人在這方麵有些先見之明，例如他們處理日本的戰後問題，手段就很高明——他們既引導日本人接受了真正的民主原則，又保護了日本人的文化要求。我們看當今世界，則文化衝突幾乎已經成為最重要的最不易和解的衝突方式，這種方式顯然已經把原來最突出最強烈最典型和影響最大的政治鬥爭擠到後麵去了。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美國的亨廷頓教授才因為《文明的衝突》而一舉成名，他的那一篇不長的著作，竟然在幾乎全世界範圍內引起如此激烈的反響和衝動。可以說，當今的時代，正是文化矛盾與文化地位日益突出的時代，好事情與它相關，壞事情也與它相關，何去何從，其事則大矣，其責則重矣。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實際上正處在這樣一個文化走向色彩分明的時代。而我們中國又是一個有著數千年文明史的大國，中國儒學影響，不但深遠，而且超出中國國界；中國禪宗與道教的影響，同樣如此，且華人的足跡遍布於全世界，而中國的地位，又日益重要，中國的國力且日益強大。那麼所謂中國文化的平衡態，即不僅是本民族與國家的事，也是世界的事，換句話說，中國要在世界文化平衡態中尋找自己的位置，又要以自身的平衡態勢去影響並加入世界文化的大行列。(2)麵對傳統文化：批判、繼承、吸納與發展文化平衡態，首先一個大問題乃是曆史與現實的平衡。曆史包括各國各民族的曆史，但很顯然，本國與本民族的曆史尤其是無法回避的題目。特別如中國文化這樣數千年未曾出現斷層的文化類型，麵對曆史的發展，實在是一種極其艱難的選擇。如何對待傳統文化，百年以來，爭論不休。有否定者，有肯定者，也有否定肯定兼而有之者。各種觀點相互爭論，相互衝擊，相互詰難，相互批評。“五四運動”是一大高潮， “五四運動”之後幾起幾落，未見止息。改革開放之後，隨著文化的升溫，爭論又起，有些屬於老調重彈，另一些則別開生麵。老調重彈，說明這老調還沒有過時；別開生麵，說明這問題的內涵十分豐富。簡而言之，還是否定一派，肯定一派，連否定帶肯定又成一派，三派之外，還有些其他見解，作為三派的補充和修正。我曾參加一次理論研討會，討論儒學傳統與現代人的關係，會上發言踴躍，而且很快發生爭論。有主張對儒學傳統不批判不能進步的，有主張非繼承傳統否則無法實現現代化的，有主張無論古今的，統統都要聯係實際的，此外還有儒商論、商儒論，乃至說著說著說成了自我推銷廣告的。照我的看法，儒學是個大題目，儒學傳統是一個巨大的曆史傳統，對於這個傳統，不是三言二語可以為之定性甚至為之定論的。這樣一個偉大的曆史傳統，匹配於中國現代化這樣一個同樣偉大的課題，不是用簡單的方法可以剖析清楚的。實際上，對這樣的傳統，既要批判，批判惟恐其不深不徹；也要繼承，繼承惟恐其不全不力；又要吸納，吸納惟恐其不精不透；還要發展，發展惟恐其不廣不速。這是一個需要各種觀點、各種方式共同完成的曆史性課題。站在批判層麵的，盡管批判；站在繼承層麵的，盡管繼承；站在吸納層麵的，盡管吸納；站在發展層麵的，盡管發展。你說舊書有害無益，讀得越多越蠢，幹脆不要讀了，也行。你說傳統經典全是珍寶，千年積澱，百代佳品，。一字一句皆為珠璣美玉，也行，你說為著明天的光輝，必須回首昔日的輝煌，並從這輝煌中盡情吸收養分，也行。你說隻要發展，管他什麼傳統不傳統，也行。12億人，七嘴八舌，最是正常不過。無序無據，紛紛擾擾，亦在情理之中。對於這樣的大題目，惟有從各個角度，各個層麵，各個方向，各個視點，來他個“萬”仙過海，各顯其能，也許才真的能把這昔日的傳統化為明日的輝煌。我的具體見解是，惟有批判，才能借鑒；惟有批判與借鑒，才能吸納；惟有批判、借鑒與吸納，才能發展；惟有批判、借鑒、吸納與發展，才可以真正對得起中國古來的燦爛文明。批判自然十分重要。封建文明，糟粕甚多，對這些糟粕，豈能坐視不顧，甚至以糟粕為精華，自己迷亂自己的眼睛。“三綱五常”怎能不批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怎能不批判，焦仲卿、劉蘭芝式的婚姻悲劇，怎能不批判；風波亭式的政治醜聞怎能不批判； 《紅樓夢》、 《儒林外史》反映出的種種封建文化怎能不批判；西門慶式的官僚惡霸怎能不批判；李逵式的流氓文化怎能不批判；中國人特有的“窩裏鬥”怎能不批判？不但要批判這些醜惡的文化現象，尤其要分析造成這些現象的文化原因。不但要批判這些曆史文化，尤其要批判其結構形態，要刨根問底，追本尋源。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結構性批判，本人曾在《中國人走出死胡同》和《中西文化的曆史對話》中有比較詳盡的分析，此處一筆帶過不作細論。傳統文化影響很深很大，負麵影響同樣很深很大。最典型的曆史例證就是所謂的“文化大革命”，最現實的社會表現，就是官本位。官本位是影響中國現代化的最大障礙之一，也是影響黨政分開，政企分開，社企分開，工企分開的最大障礙之一。批判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影響，非一日一時之事，還有很長的道路要走。但批判不是惟一的方法，要批判，更要借鑒。實際上，這樣一種人類曆史上罕見的偉大文明，是不應該也不可能將其徹底否定或者徹底埋葬的。那種徹底否定或徹底埋葬式的想法，若非天真幼稚，便是方法不當，甚至居心不良。儒家文化，博大精深，它的很多觀念，不是幾聲叫罵幾句諷刺幾番揭露就可以了結的，有些內容，需要很長的曆史時間，才能真正估量出其曆史價值，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