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體育新聞的功能演變
縱觀我國體育報道和體育媒介30多年的發展，大致可以把體育報道的社會功能的演化劃分為三個階段。從改革開放初期到1990年北京亞運會左右為第一階段，從1992年巴塞羅那奧運會到90年代中後期為第二階段，從20世紀90年代末到現在為第三階段。體育新聞的功能從宣傳優先回歸到信息傳播的本質，經曆了量與質的全麵提升，其傳播功能也實現了由單一到多元的演變，逐步成熟起來。
一、體育報道服從政治宣傳
這一階段大致從改革開放初期到1990年北京亞運會左右。在這期間，我國的商品經濟有所發展，但整個社會還未從計劃體製中擺脫出來。
就體育報道的社會效果而言，作為新聞報道的一部分，體育新聞有著一般新聞的共性，“就是和其他新聞報道一樣，反映生活、提供消息、說明政策、傳播情況、抨擊時弊等，即通過新聞傳播的手段，反映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全國人民為建設繁榮、昌盛的社會主義祖國而奮鬥”。另外，體育新聞的廣泛傳播在社會生活中還有著獨特的功能，它是“煥發民族精神的振奮劑，是愛國主義的活教材，是增強人民體質、提高運動技術水平的播種機，是精神文明建設的測試儀”。
從模式上看，這一階段的體育報道比較單一，除了一般的賽事報道外，就是先進人物和先進事跡的描寫，基本上是正麵報道，報道形式也比較模式化，通過這種報道來宣傳積極上進的共產主義思想和中華民族精神。在這期間，人們所熟知的有關中國乒乓球隊和中國女排的報道就是這種模式。
中外聞名的“乒乓外交”的成功，使得體育的政治宣傳功能更加顯效。隨後的一段時間裏，體育報道的主要基調已不再是對體育賽事本身的報道，而演變為對各項以友好交往為主要目的的國際體育賽事的宣傳和弘揚，國內比賽的新聞報道也受此影響注重賽場友誼的細致描述。例如，這一階段我國各大體育新聞媒體曾經對中國運動員參加的亞非乒乓球友好邀請賽和第七屆亞洲運動會進行了規模宏大的報道，但對於體育比賽成績大多一筆帶過，有的甚至根本沒有報道，更多的是對“加強友誼、促進團結”等場麵的渲染和描寫，“友誼第一，比賽第二”成為這一時期體育賽事宣傳報道的主要導向。
80年代隨著中國重返奧運賽場，愛國主義話語迅速高漲。各新聞媒體高舉著愛國主義的旗幟，通過報道中國在國際大賽上取得的成績，弘揚愛國主義的精神。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中國選手在金牌上的突出表現超出了事前的預料，中央電視台緊急修改報道計劃，從原定每天轉播40分鍾，增加到每天轉播四小時。其目的就是要在全國掀起一場學習奧運英雄、振奮民心、激發愛國主義熱情的高潮。又如對1988年漢城奧運會，中央電視台明確提出，“宣傳中國體育形象是重中之重，我們的報道方針，就是要大力宣傳中國體育健兒在奧運賽場上奮勇拚搏、為國爭光的英雄事跡，達到激發全國人民愛國主義熱情的目的”。
無論是體育競賽“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宣傳基調，還是愛國主義宣傳，體育報道在特定的環境中，都有其曆史合理性，並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但是不難發現，報道的品種相當單一，報道的符號也被賦予了強烈的宣傳意味，采寫的模式被固定化了。另外，由於此時的報道基本是正麵先進的報道，負麵的報道很少，新聞的指導和預警功能得不到發揮，現實的問題和不足得不到有關方麵的應有注意，這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體育事業的發展。同時，當時的報道還存在著信息含量不高的情況，解釋性報道很少，體育迷以及體育工作者信息的需求得不到充分滿足。
從總體上看，這個時期我國的體育報道處在一個發展的初步階段，其擔負的社會功能是通過宣傳為國家的經濟建設和政治決策服務，報道的商品性和娛樂性在那個時候尚未提及。
二、宣傳功能的弱化和信息傳播功能的增強
這一階段大致從1992年巴塞羅那奧運會到90年代中後期。這個時期是中國體育報道轉型和飛速發展的時期，不僅體育報道應有的信息傳播功能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發展，同時體育報道的商品屬性在這一階段的後期也逐漸顯現出來。
眾所周知，1992年是我國改革開放關鍵的一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和十四大的召開都推動了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確立，在這種大環境下，中國的大眾媒體也開始把目光投向市場，媒介的新聞產品不像過去那樣方方麵麵擔負著宣傳的任務，除了在黨政經濟等硬新聞中進行的宣傳之外，其他新聞產品的傳播則把新聞報道的信息功能放在首位，體育報道就是其中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