隻是，她可以清淨無為，可以安逸悠閑，明誠卻不行。這聲色權力就如一味毒藥，沒有的時候尚能安然度日，隻要有一天嚐過了一點，便再也不能自已，隻能為了追逐這些而活著。明誠已經中了毒，不再是當時惹得她“和羞走，倚門回首，卻把青梅嗅”的清俊少年郎，不再是讓她“笑語檀郎，今夜紗櫥枕簟涼”的有情人，不是那個與她賭書潑茶的恩愛夫君，不是那個與她共研金石書畫的同道人……
清照苦笑道：“靜中吾乃得知交，烏有先生子虛子。”她自嘲說，她並不是孤獨無伴的，就在這空無一物的陌生府邸裏，她還有兩個知交好友，一個是烏有先生，一個是子虛子……子虛烏有，就如那天荒地老的愛情，不過是鏡花水月，是繾綣紅塵裏不真實的一個影子。煎熬裏的幽默，往往會讓人更加不忍！
清照的字裏行間，分明有怨，這不是當時獨守深院的閨怨，而是確確實實的怪責。這樣的怨出自清泊靈慧的她手中，實在是讓人生憐。她沒有為生活窮困而怨過，當時“食無重肉，衣去重采，首無明珠翡翠之飾，室無塗金刺繡之具”，日子一樣過得幸福安和。她甚至沒有為明誠的遠去求仕而怨過，隻是日複一日地等待，因為心中有愛，所以還是有希望。
而今，她卻在心裏埋下深深的怨，這真的隻是明誠蓄養小妾和歌妓所致嗎？
這個要從宋代興盛的養優蓄妓之風說起。宋朝各帝王都鼓勵妓樂的政策，倡導大臣們蓄妓，並看成是消弭禍患的手段。宋太祖便曾說：“人生駒過隙爾，不如多積金帛、田宅以遺子孫，歌兒舞女以終天年，君臣之間，無所猜嫌，不亦善乎！”宋代縉紳士大夫家中幾乎都有家妓，北宋仁宗朝宰相韓琦“在相府時，家有女樂二十餘輩”（江少虞《宋朝事實類苑》卷八）；神宗時宰相韓絳有“家妓十餘人”（趙德麟《侯鯖錄》卷四）；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也是“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宋史·文天祥傳》）；一代文豪歐陽修“有歌妓八九姝”（《韻語陽秋》）；蘇軾“有歌舞妓數人”（《軒渠錄》）……
宋代文人筆下有許多的詩詞作品都寫了與歌妓舞女的交往，而宋詞也常是詞人流連歌筵酒席間所成，或受歌妓所請，或者為佳人所作，例如“浮生長恨歡娛少，肯愛千金輕一笑”（宋祁《玉樓春》）；“繡簾高卷傾城出，燈前瀲灩橫波綠。皓齒發清歌，清辭入翠娥”（蘇軾《菩薩蠻》）；“且恁偎紅依翠，風流事，平生暢。青春都一餉，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柳永《鶴衝天》）……
在這樣的社會風氣下，明誠既為官，自然是不能免俗的，也會納妾養妓。清照在《金石錄·後序》中寫明誠去世時“取筆作詩，絕筆而終，殊無分香賣履之意”。“分香賣履”意出曹操的《遺令》：“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為，學作履組賣也。”就是說家裏的財物可分給各夫人和侍妾，讓她們以後自食其力。清照說明誠去世的時候沒有把家財分給侍妾，也表明了明誠生前確實納了妾。
那個時代裏的女子，對於丈夫納妾蓄妓，縱然再不願意，也不敢有其他的想法，唯有遵從才是賢德的表現。明誠這些年來對她的情意，清照該是知道的。即使他納了妾，且隨社會之風養了妓，也不至於讓清照對他突然失去了信心。夫妻恩愛就在眼前，她為什麼會害怕，為什麼會焦慮，為什麼會產生這麼強烈的孤單感？
我想，主要原因，是明誠與清照結婚二十年了，卻一直無後。
南宋翟耆年在《籀史》裏提到明誠的收藏豐富，卻沒有子嗣可以繼承：“無子能保其遺餘，每為之歎息也。”明誠卒於1129年，而這本《籀史》寫於1142年，其時明誠已經去世，可見書中說他無子，應該是事實。當時清照還在世，更不可能造謠。而在南宋洪適《隸釋》中也提到“趙君無嗣”。
封建宗製下，“無後為大”的觀念深入人心，即使是目不識丁的愚婦，或嬌橫無理的刁婦，隻要能生出一兒，地位都明顯不同。相反，在這個家族、父權、男權本位主義的封建思想為主的年代，婦若犯七出之一，便可休妻。關於這個“七出”，據《大戴禮記·本命》載：“婦有七出，不順父母去，無子去，淫去，妒去，有惡疾去，多言去，竊盜去。”看似多麼不公平的製度，卻也確實體現著傳統道德的要求，其中“無子”排七出第二，也可見那時的人們對繼承子嗣有多麼重視。
即使是才冠古今的詞女清照，也無法逃出時代的桎梏。她一直沒有為明誠生育兒女，成了她最重的心結，自然，也是明誠的心結。難怪她會表現出這麼強烈的焦慮與孤寂感。隻是我們再回頭想想，明誠納了妾，也還是未有生養，這個矛盾若是全歸咎於清照，實在也是不公平。可惜，在當時，不管問題出現在哪裏，隻要無嗣，便也隻能是女子的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