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後的一天，我坐上了開往那卡葉茲村的巴士回家過聖誕節。車上的人太多了，雖然我坐在車子中部的一個位置上，可還是被旁邊的一對夫婦擠到了車窗邊。那位女士身著幹淨得體的紅色傳統長裙，她的丈夫則穿著黑色的西裝，打著領帶，顯得時尚大方。離開坎帕拉之後，車子就沿著高速路一直往西走了。車裏的乘客來自各個地方，雖然語言不同，但他們還是不可抑製地聊著各種話題。我坐在那裏一直沒說話，雖然聽不太懂，可還是靜靜地聽著。
我把目光投向窗外，自從上次離家之後到現在，這裏發生了很大變化。高中畢業後我先去弗蘭克那裏跟他住了幾個月，接著就去坎帕拉的馬凱雷雷大學讀書了。接下來的三年，我一直都在攻讀社會科學學位，而一次偶然的課外研討會卻深深地影響了我。在那次研討會上，我第一次聽到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人人有權享受為維持其本人和家屬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準，包括食物、衣著、住房、醫療和必要的社會服務。”
在那卡葉茲村的時候，我從沒聽說過“人權”兩個字。這裏的農民艱難地養活自己，還要想盡辦法照看土地。在他們眼裏，健康和幸福就是最大的奢侈，根本不是什麼權利。研討會上聽到的那番話點燃了我內心的激情，我真希望每個人都能聽到這些話，我還發誓一定要把這些話翻譯成我們的魯克加語，讓老鄉們也能理解這些事情。
畢業後，我就開始在烏幹達人權活動中心做實習工作。在那之後，我還和我的兩名同事組建了自己的組織——人權事務中心。我們重點關注兩性問題，主要包括提倡男人從事家務勞動，或邀請女性工程師和男性廚師闡述男女平等的原則、鼓勵教育自由和就業無性別歧視。雖然這些工作也很有用，但我沒有就此滿足，心裏總想著能做點更有意義的事來幫助人們擺脫貧困。
巴士一路都在顛簸中前行，齒輪箱裏也在哢哢作響，可我還是打起了瞌睡。終於，我們來到了拉卡伊，離那卡葉茲村還剩下一半的距離——七小時的車程我們剛走了一半。
坐在巴士裏往外看，拉卡伊街區已是滿目瘡痍。廢棄的商店挨著破舊的房屋，鐵皮屋頂搖搖欲墜，牆體也已經開始脫落。彼時鬱鬱蔥蔥的種植園裏現在長滿了雜草，墓堆隨處可見，可都沒有立碑署名。
我記憶中的拉卡伊曾是一個繁忙高速路的中轉站，從肯尼亞蒙巴薩海岸出發前往剛果民主共和國和盧旺達的卡車司機路過這裏都會停下來過夜。後來我才知道，這裏有許多性工作者，還有很多情婦、廚師、熨衣工，足以見得這些司機是多麼放縱自己。20世紀80年代，這裏就成了艾滋病病毒的滋生地，後來我們都把這種一旦染上整個人就會瘦得嚇人的疾病叫作“消瘦病”（當地人對艾滋病的稱呼。從1982年在烏幹達拉卡伊發現艾滋病患者到1991年，有15%的烏幹達成人都不幸染上了這種病，還有一些城市，孕婦被艾滋病毒感染的比例高達30%）。眼前的景象令我震驚，當我為爭取人權和兩性平等而做著積極努力的時候，這些烏幹達同胞卻還在為生存而苦苦掙紮。
拉卡伊地區的人們受盡了艾滋病的折磨，成百上千的人甚至都被它奪去了生命。更糟糕的是，這些性工作者已經返回自己的家鄉，還把艾滋病毒帶到了那裏。現在這個小鎮留下來的，就隻有遊客腦海中的回憶了。還有那些被遺棄在這裏，等著自生自滅的孤兒們。
刹車踏板發出的嘶嘶聲把我拉回了現實，我們的車子停在了另一輛巴士的後麵。透過車窗，我看到那輛車的四周圍著很多小商販，很多都還是十幾歲的孩子。他們手裏舉著瓶裝水、蘇打水、烤得焦黃的在當地被稱為“岡賈”（gonja）的香蕉點心，還有烤雞肉串，在向車裏的人叫賣。我費盡全力打開車窗的栓子，把玻璃推向了一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