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像是石山頂上的一顆小老樹，盡管十分努力地生長了好多年，可身軀卻老那麼矮小，枝葉老那麼稀疏，果實老那麼零星。為什麼？根本原因就在於從小沒有把根紮在厚土上。
中國文化經過數千年的沉積終於形成了世界上獨一無二的一方厚土。這方厚土曾養育了無數參天大樹。可我卻無緣把根紮在那上頭。我隻能讀白話文，而白話文大都是些缺乏文化，缺乏人文內涵的文章。因此，我所寫的自然不可能是有文化有人文內涵的文章。我之所以要出版這本文選，其目的是要告訴人們一個至關重要的理念，那就是一定要從小就把文根紮在中華文化的厚土上，也就是說從小必須接受讀懂文言文的訓練。隻有讀懂文言文才能吸收到足以成長為參天大樹的營養，才有可能碩果累累，為人類做出貢獻。否則，再怎麼努力，到頭來，隻能是一顆小老樹，空空如也。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這是《中庸》告訴我們的治學之道。“學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實。”這是《朱子語類》告訴我們的治學之道。
論先後，知為先，論輕重，行為重。
孔子是中國文化的集大成者，朱熹是儒家文化的集大成者。
孔子以仁為己任，朱子以聖賢為己任。孔子說：“我欲仁，斯仁至也”“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在孔子看來，凡人都可以成為仁者，因為仁或不仁完全由著自己來決定。朱子說：“聖賢秉性與常人一同，既於常人一同，安得不以聖賢為己任呢？”在朱子看來，凡人都可以成為聖賢，成不成聖賢也完全由自己來決定。活一回人成不了聖賢，豈不枉活了一世嗎？其實聖賢和常人的區別就在於，聖賢們通過自己的努力，“反其固有而複其性”
而已。凡“反其固有而複其性”的人往往還想讓所有的人都“反其固有複其性”，這才設帳授徒，誨人不倦，被後人尊之為聖賢。
老子，孔子，釋迦牟尼都是這樣的人，他們千言萬語講的都是孝悌忠信日用常行的話。而日用常行的道理極容易明白，又難以明白，極容易做到，又難以做到。
因此老子發出這樣的感歎：“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比如“顯前昌後”，“繼往開來”，誰都應該知道，誰都應該做到，可事實上很少有人知道，很少有人能做到。我讀了聖賢書之後才明白了一些道理，才強烈地意識到自己應負的曆史重任。
這本書的封麵封底選用了幾張舊照片，裏麵有我的祖先，有我的師長，也有我的朋友，我的妻子兒女。孝悌忠信就體現在和這些人的關係中，而我無論從哪方麵講都沒有做好，每當看到這些照片，我就有一種很深的愧疚。人和人相與都是一種千載難逢的機緣。稍縱即逝，可我未能的珍惜這些機緣，現在回想起來真是後悔莫及啊！我們這一代人的祖先從小都接受過傳統文化的熏陶，也就是說接受過孝悌忠信的教育。唯我們這一代人以及我們的兒女輩，沒有接受過傳統文化的教育。不知仁，批仁，不知聖賢批聖賢，更不可能以仁為己任，以聖賢為己任。久而久之就不知道如何做人了。
孟子說人性善，天生都具備仁義禮智四端。所謂端，就是端頭，萌芽。這種人性的萌芽需要文化厚土養育，才能使其成長壯大。一旦成長壯大就可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若沒有文化厚土的養育，四端就會泯滅。一旦泯滅，就成了孟子所說的“非人也”。
人成不了人是可悲的，社會成了非人的社會，更可悲。因此，讓孩子們從小就把根紮在中華文化的厚土上，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願天下父母都能明白這個道理。願天下教育工作者都能明白這個道理。都來做使人能成為人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