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新加坡和中國是近鄰，新中兩國人民的友誼源遠流長。早在三國時代，吳王孫權就曾派遣使臣到新加坡。1225年，南宋的趙汝適寫的《諸蕃誌》裏，明確記述了從福建泉州港揚帆到新加坡的航程時間，以及抵新後的貿易情況。1394年，中國商人探險家王大元曾上書說：“新加坡島是一個很大的中國人居留地。”15世紀初，明朝鄭和七下西洋，也途經新加坡。1821年，一艘滿載貨物的帆船從廈門駛抵新加坡，開創了新中貿易的大道。從此，中國商船絡繹不絕，不僅給新加坡帶來了繁榮，且捎來了中國商人、技術工人、勞工和農民。到1927年，移居到新加坡的閩粵沿海中國人已達36萬人。
20世紀初，孫中山發動了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新加坡愛國華僑積極響應，捐獻巨款支持革命和曆次起義。1931年，日本發動侵華戰爭，新加坡僑民大會通電日內瓦國際聯盟及美國總統，要求維護世界和平，抵製日貨活動在新加坡、馬來亞。“盧溝橋事變”後，新加坡愛國華僑在著名僑領陳嘉庚、李振殿等人的領導下，踴躍捐款，不少青年甚至放棄學業和工作奔赴中國抗日前線，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血灑疆場。
1959年6月，新加坡自治政府成立，盡管兩國製度存在差異，但兩國仍然保持著既往的經濟貿易關係。1963年8月2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總理周恩來親自寫信給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建議“所有國家應全麵、徹底、堅決地禁止及銷毀核武器，同時舉行一次全球性會議，討論這一問題”。這是新加坡自治政府收到的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第一個公開的官方文件，表明中國至少已承認獨立的新加坡的存在。
收到來自中國總理的官方文件，李光耀和他的內閣成員很高興。經過認真的研究後，新加坡政府決定由李光耀總理於同年11月30日給周恩來總理回信。李光耀的回信是這樣的：
尊敬的周恩來總理閣下：
貴國政府1963年8月2日來信收悉。
由於種種原因，回信今日始能發出。新加坡政府認為，為消滅核戰爭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值得支持的。如果全部核武器被銷毀，核戰爭的危險因此而得到減少和消除，人類將為之欣喜若狂。任何達到這種崇高理想的步驟，將得到我們積極的響應。
此致：崇高的敬禮！
新加坡總理：李光耀：1963年11月30日：12月17日，李光耀聽到了來自中國北京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新聞廣播：“新加坡總理李光耀於1963年11月30日寫信給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答複了中國總理1963年8月2日的去信。周恩來總理在信中建議所有國家都應徹底、完全、全部、堅決地禁止和銷毀核武器，並建議世界各國政府首腦應舉行會議來討論這個問題。李光耀總理在信中表示支持周恩來總理的建議，信中說……”
李光耀執政後，一直重視中國在亞洲及太平洋地區的地位和作用，認為在美蘇為首的兩大勢力的對峙中，中國的作用是舉足輕重的，他長期致力於維護和發展同中國的關係。李光耀政府1959年從英國殖民者手中接過政權後，不但容許早已存在的中國銀行和廣東省銀行（均成立於1937年）在那裏繼續營業，而且堅持擴展中新貿易。新加坡加入馬來西亞後，馬來西亞中央政府曾做出決定，要新加坡關閉在新加坡的中國銀行，李光耀毅然拒絕執行決定。
1965年8月9日新加坡獨立後，中新兩國人民的友誼不斷增進。8月10日，李光耀總理宣布，取消關閉中國銀行新加坡分行的禁令。1966年2月7日，李光耀在新加坡大學講話時指出，他除了懷著很大的興趣觀察日本的教育外，另一個“有關的國家是中國，因為它麵對著同我們頗為相似的局麵”。
1967年，即美國總統尼克鬆訪問北京的前5年，李光耀就曾公開表示，“無論是在中國、日本、英國、法國、蘇聯，還是在美國，人民中總有一個代表那種意誌的堅強核心，他們的本能反應就是國家利益的反映”，他不排除美國與中國大陸聯合保證東南亞形勢穩定的可能性。他說，東南亞國家可能通過一種可靠的途徑，保證彼此的主權與獨立，然後在經濟上彼此協助，不互相傾軋，並確保彼此將不借武力改變彼此的疆界。李光耀認為，美國可以保證這種可能，它們有第七艦隊，蘇聯也會認為“不改變疆界”符合其利益，而中國呢？他說：“我可以想象中國大陸在80年代將出現新的一代，這新一代企圖建立廣大的工業社會，而不盲目因循去挑起一場核衝突，使人類回到石器時代的路線。”
1967年10月，李光耀在訪問美國時，駁斥了所謂的“黃禍”論。李光耀毫不猶豫地指出，他不認為中國是“黃禍”。中國人是人，他們認為自己長時間內曾是文明的中心。他們深感怨恨和痛苦，他們要恢複自己的尊嚴和身價……他不相信他們會派軍隊到東亞。
1967年11月8日，代表13個歐洲國家的44位新聞記者在新加坡電視台采訪李光耀時，這位年輕的總理在回答有關中國問題時，就預測到中國將有一個改革開放的偉大時代出現。他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今後10年左右的時間裏將具有舉足輕重的力量”。他接著說：“不管是70年代末期，還是80年代，當中國大陸年輕的一代出現，采取比較冷靜而實事求是的態度時，我就有理由想象這樣一批年輕的接班人會說：好吧！讓我們維持現有的並據以從事建設吧！但是，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我們必須有高度的耐心……”
1968年，正在競選美國總統的尼克鬆到新加坡訪問，李光耀與尼克鬆舉行了會談，李光耀坦率地指出：“當蘇聯和美國的盟友都跟中國進行對話時，美國不同這個主要強國保持對話是極為不利的。”李光耀建議美國人拆除50年代初“由杜勒斯沿台灣海峽劃出的人為邊界線”，爭取中國，以抗衡蘇聯。李光耀認為，“日本和中國是亞洲不可分割的部分，從長遠看，不管人們願意不願意，它們將對東亞和東南亞發揮影響”。
1969年1月，李光耀在參加英聯邦會議時，有人問他：對西方國家與北京建立外交關係有何看法？李光耀不假思索地回答說：“我的回答很簡單。我想，中國是存在的，有7億中國人。”同年6月，李光耀再一次肯定地說：“我並不以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會開到整個東南亞，這不是他們的方法。”“整個世界都不得不和中國生活在一起。”
1970年7月，中國乒乓球代表團應邀訪問新加坡。代表團受到了新加坡人民的熱烈歡迎，李光耀總理親自接見了代表團全體隊員。7月18日，在人民行動黨芳林支部15周年慶祝晚宴上，李光耀發表了題為《新加坡華人的中國情緒》的演講。李光耀從中國乒乓球隊訪新談起，告訴新加坡人在與中國進行更多的接觸時，不要忘了自己是新加坡人。他同時指出：“在今後的歲月裏，我們和中國將會有更多接觸——籃球、網球及其他運動，以及文化代表團、商業代表團、醫藥代表團或針灸治療代表團的交流等。”
1971年9月，第26屆聯合國大會討論恢複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時，新加坡代表投票支持阿爾巴尼亞和阿爾及利亞等23國的提案。事實上，新加坡在1965年就對恢複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投了讚成票。
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鬆訪華成功，中美兩國聯合發表了《中美聯合公報》。隨後，日本、新西蘭、澳大利亞等國家先後與中國建立了大使級外交關係，李光耀對此迅速做出反應，在1973年3～4月訪美時預言：“許多同中國還沒有外交關係的國家不久就會承認這個亞洲巨人。”李光耀同時指出：“新加坡很高興通過現有的外交渠道繼續保持同中國的貿易和經濟關係。”並且提出，希望鄰國先行采取主動，同中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同年11月，在亞運會理事會議上，新加坡投票讚成接納中國，開除中國台灣代表。
1974年初，在一次東南亞國家召開的安全會議上，李光耀預言：“在未來數年內，若無意外的發展，東南亞所有國家將同中國建立外交關係。”並且強調,“中國在東南亞的興起對製衡蘇聯有重要影響。”1975年6月，馬來西亞率先和中國建交，標誌著東南亞國家與中國的關係開始走上一個新的階段。對此，李光耀發表了他的看法：“在今後的20年裏，中國也許更有可能成為熱力和影響力四射的太陽，而不是月亮。不過，中國將隻是三個太陽中的一個太陽而已，到了那時，也可能會有另外兩個在經濟方麵發揮相互引力的行星——西歐和日本。”有人問李光耀，新加坡何時與中國建交，李光耀表示：“新加坡在東南亞的地位很特別，要格外小心，如果不聰明，就無法生存。因此在決定每一項政策時，首先要肯定是否對本國有利。當然，如果時機成熟，就一定會采取行動，我們不要搶先，我們有必要讓別人占第一和第二，等到我們的鄰國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跟中國建立關係後，我們再跟中國建交，這對我們並沒有壞處。”李光耀還指出：“就長期而言，東南亞必須學習與中國共同生活。”在李光耀6月訪英時，他再次批駁了中國威脅論，他認為：“自從中國在1964年第一次核爆炸以後，中國成為核子強國已成定論。再過幾年，中國一定有第二次還擊的核子能力。不過，新加坡與東南亞各國政府不會受到威脅。因為中國的核子武器，根據中國方麵的說法，不是為了對付東南亞國家，而是為了打破兩大核子超級強國的核壟斷。”
1975年3月，李光耀委派外交部部長拉惹勒南率領新加坡友好代表團訪問中國，並捎來他對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的問候。在訪問中，拉惹勒南向中國政府正式表明，新加坡奉行對華友好政策。通過拉惹勒南及代表團成員對中國的實地考察和與中國領導人的會談，李光耀增加了對中國國情的了解，知道了中國政府對國際形勢、區域問題和雙邊關係的態度，為兩國關係的深入發展創造了條件。同年5月，李光耀在倫敦訪問期間不止一次地向記者談到中國與東南亞之間的關係問題。李光耀說：“再過20年到30年，中國將成為亞洲最大的主宰力量。東南亞之於中國，有如加勒比海國家之於美國或東歐之於蘇聯，因此東南亞國家對中國的關係比對印支共產黨國家的關係更為重要。”李光耀表示：“希望東南亞國家與中國的關係應更像加勒比海國家的墨西哥和委內瑞拉等國家與美國的關係，而不是東歐國家與共產經濟合作組織和華沙條約的關係。”李光耀認為：“在越南反美戰爭勝利，老撾、柬埔寨已經解放，美國在泰國的軍事基地必將撤出的情況下，泰國應該與中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這樣就可以防止美國、蘇聯、中國將來在東南亞地區權力角逐。”李光耀希望世界了解中國，消除對中國的疑慮，他語重心長地說：“中國沒有領土野心，不是超級大國，而是屬於第三世界。”
隨著新中兩國友誼的不斷增進，兩國的經濟往來也日益增加，兩國貿易額從1970年的4億多新元增至1975年的7億多新元，使中國在新加坡的對外貿易中居第9位。中國派抵和途經新加坡的船隻不斷增加，1975年平均每日達5艘之多。
1976年5月，應中國領導人的邀請，李光耀首次訪問中國。隨行人員中，有外交部部長拉惹勒南、財政部部長韓瑞生等政府官員，還有李光耀的夫人柯玉芝女士和女兒李瑋玲。
在新加坡友好代表團訪華期間，年邁而名震中外的毛澤東主席親切地會見了李光耀，並同他進行了交談。當時的國務院總理華國鋒和李光耀進行了廣泛的交談。李光耀對中國領導人說：“中國是亞洲的一部分，中國的政策對東南亞形勢的發展是一個重大的因素。”“新加坡認為，中國越強大，對新加坡越有利，中國同美、蘇的力量更加平衡，新加坡就更加安全。”對於新中兩國雙邊關係，李光耀重申，基於東南亞形勢的考慮，待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等國同中國建立關係後，新加坡再跟中國建交。李光耀建議，新中兩國應締結一項長期的貿易協定，通過這一協定逐步發展和擴大中新兩國的雙邊往來。
首次訪華期間，李光耀一行還訪問了西安、延安、上海、無錫和廣州，遊覽了長城、明十三陵、秦始皇陵、兵馬俑坑和華清池等名勝古跡，看了延安棗園、楊家嶺等中國革命舊址，飽覽了甲天下的桂林山水。這次訪問，為新中各層領導人的互訪、增進了解和友誼以及開展經濟和貿易往來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此後，1980年、1985年和1988年，李光耀又三度訪問中國。中國領導人鄧小平和其他領導人也分別於1978年和1981年訪問新加坡。隨著這一係列的互訪，新中兩國進一步溝通了思想，對國際形勢、區域問題以及雙邊的基本國策有了進一步的了解，兩國的友好關係和經濟貿易合作日益發展。李光耀歡迎中國和美國建立外交關係及中國與日本締結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也歡迎中國和英國達成香港1997年歸還中國的協議。他特別讚賞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有關四個“現代化”和改革開放的基本國策，認為“中國四個現代化成功，對整個亞洲及地處東南亞的新加坡都有好處。中國經濟成長將為整個區域製造穩定和刺激貿易與投資”。“中國繁榮了，各國就多了一個好的貿易夥伴。”當然，李光耀同時也指出，中國繁榮了，“這種發展將與東南亞國家在出口市場和外國投資方麵展開競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