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晚飯的時候，馮子卿告訴徐光，當年冼星海在壺口瀑布下坐了五天，《黃河大合唱》由此產生了。“坐在這裏，實際上是在感受這個民族的精神。”馮子卿說。\r
徐光何嚐不是如此感覺，整整一個下午，他都在傾聽著民族之聲，他逐漸能夠理解馮子卿了。他說：“老馮啊，我覺得人還是要有一些精神的。戰爭年代，我們不缺精神，可是現在，我們必須強調人的理想、人的精神了。我這次到東歐，感觸很深啊。蘇聯社會主義事業戛然而止，就是因為那些高喊著社會主義原則口號的人，早已沒有了革命精神，而且一旦他們發現還有更好的途徑來獲取個人利益時，就徹底地拋棄了自己的政權，背叛了社會主義原則。”\r
馮子卿沉思許久，緩緩地說：“徐書記，東歐社會主義失敗的根本原因有兩個，一個是等級製度形成的腐敗相當嚴重，另一個是由於分配不公，造成巨大的貧富差距，百姓生活的貧困與上層人物的奢豪形成巨大反差。前蘇聯有一套完備的官職等級名錄製度，在這個製度下，官員職務由低向高形成一個巨大的寶塔，越往上走，越能夠享受特殊的待遇。那些‘公仆’們住在黃金地帶的高級公寓和風景優美的別墅中，專用的汽車，免費的早餐和午餐，周末和假日享受到風景勝地度假和旅遊的待遇，不用排隊就可以在特殊的商店購買緊缺商品和進口奢侈品。你在莫斯科聽說過小白樺商店吧，這種商店就是專為官員服務的特供商店，不僅可以買到稀缺物品，而且絕對物美價廉。當然，現在這種商店未必存在了。”馮子卿停頓一下，略帶神秘色彩地低聲對徐光說：“你知道蘇聯的‘錢袋’製度嗎？就是除了工資之外裝在信封中秘密發給各級官員的錢，大概同我們現在一些合資企業的紅包製度差不多吧。你猜猜斯大林時代一個部長的‘錢袋’是多少？每月兩千新盧布，約合三千五百美元，全年就是四萬兩千美元，而那個時候蘇聯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是七百美金。”\r
徐光說：“這個我知道，蘇聯高層與平民的工資差距達到五十倍以上。赫魯曉夫嚐試改革，大幅削減了官員工資，結果被罷黜了。勃列日涅夫上台後，很快又恢複了高薪製度。”\r
“這就是惰性啊，已經完全失去了自我糾錯的能力。”馮子卿說。\r
“赫魯曉夫下台後，寫了《最後的遺言》，他講了一個很有趣的故事。在他二十歲的時候，作為沙皇時代的工人，由於做的是高度技術性的工作，他得到了一套有會客室、臥室、廚房和餐廳的房間。他寫道‘革命後的好多年，回想起我作為資本主義下的工人，有比現在生活在蘇維埃政權下的我的工人同胞更好的居住條件，使我感到痛心。”徐光說，“不止痛心，還應該感到恥辱啊！不過赫魯曉夫這個人比起其後任來，還是願意改革和進取的。他畢竟看到了蘇共的問題，並且試圖通過改革去解決這些問題，可惜操之過急了。”\r
馮子卿說：“分配不公和特權製度最後造成了什麼局麵？有四個方麵的典型特征，一是國家權力變成了私人權利，高層人物身邊的人自然進入了特權階層。斯大林的兒子瓦西裏是個酒鬼，二十四歲就被提拔成中將，而斯大林的妻子阿利盧耶娃如何評價他呢？‘他無所不為，肆無忌憚地利用在其父斯大林身邊的機會、沒有什麼是他得不到的。’阿利盧耶娃在《致友人的二十封信》中談到，斯大林身邊的警衛人員，全部為自己修建了鄉村別墅，坐著政府的汽車，像政治局委員那樣生活。勃列日涅夫的兒子是個紈絝子弟，年紀輕輕就憑借勃列日涅夫的權勢當上外貿部副部長，而他女兒加琳娜的最後一任丈夫丘爾巴諾夫，進入勃列日涅夫家族後，短短十年就升為克格勃第一副部長；就連銳意改革的赫魯曉夫也曾安排女婿當上《消息報》主編。二是腐敗成為普遍的社會現象。由於依靠勤奮工作和傑出才能已經不能夠正常升遷，送禮、討好、投靠、買官就成為官場的普遍現象。共產黨阿塞拜疆第一書記阿利耶夫在勃列日涅夫訪問時，竟然送了他純金製作的半身像，價值連城。此後不久，他便被調到莫斯科任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這時的蘇聯，各種官職已經明碼標價了，阿塞拜疆下麵的一個區委書記二十萬盧布，副書記十萬盧布。一到節假日前夕，機要通信部門便忙得不可開交，忙著分送各地寄來的禮物。蘇共的各級領導，幾乎都卷入這種庸俗肮髒的交易。這種送禮之風甚至影響到國外，勃列日涅夫就收到過十幾輛各種名牌的轎車。有一次戈爾巴喬夫從韓國訪問回來，皮包裏的一個信封竟然是韓國總統盧泰愚送的十萬美金。三是近親繁殖造成的思想僵化、宗派風氣，黨和政府都失去了自我糾錯的能力。四是貧富懸殊，民眾中積聚了巨大的變革力量。”\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