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蔣介石終於撕下偽裝，背叛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和三大政策，公開反共反革命，華克之憤慨地對人說：“我為國民黨感到羞愧，為孫中山先生感到難過。”蔣介石曾拉他入夥，親自給他寫信，約他到總司令部一晤，華克之拒絕了。蔣介石一怒之下，三次把他逮捕，經友人營救出獄。華克之出獄後，對同學說：“我與這個國民革命的叛徒不共戴天。”從此以後，他開始走上了一條反蔣的道路，還曾與上海灘赫赫有名的人物——王亞樵結成了莫逆之交。在以後的近十年中，他倆多次聯手共同策劃了以蔣介石為目標的暗殺行動。
王亞樵，字九光，別名王擎宇，又名王鼎，人稱九哥、九爺，合肥北鄉人。1887年生於一個世代行醫兼務農的家庭。家境貧困，生活艱難。王亞樵自小目睹清政府的腐敗，常見窮人被欺，養成了他疾惡如仇的性格。他常以古代俠義之士荊軻、聶政自許，專愛打抱不平。
辛亥革命的爆發，王亞樵有了用武之地。“時勢造英雄”，這是千真萬確的真理。24歲的王亞樵積極投身革命，認識了包括柏文蔚、孫中山在內的一批人物。武昌起義打響，他受命與李元甫組織廬州軍政府，任副都督。廬州軍政府失敗後，他在安微無法藏身，逃到南京。在南京他遇上社會黨黨魁江亢虎。江亢虎鼓吹“鋤強抑暴鏟富濟貧，人人有飯吃有衣穿”。年輕的王亞樵沒有識破這個社會黨領袖是個“掛羊頭賣狗肉”的騙子，反認為江亢虎的黨綱是拯救中華民族的真諦。他毫不猶豫地加入了社會黨，並拉了一批朋友入黨。江亢虎一高興，讓他做了社會黨安徽總支部的負責人。王亞樵不負江亢虎之望，在安徽二十多個縣市建立了支部，發展黨徒約二十多萬人。王亞樵自此馳名安徽全省。以後，王亞樵反蔣，追隨者中有相當一批人是這時跟著他的社會黨黨徒。
王亞樵在安徽大張旗鼓地“鋤強抑暴鏟富濟貧”，把個合肥市鬧得天翻地覆。當時的安徽都督是倪嗣衝，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他指責社會黨為“亂黨”，要立即取締捉拿黨人，通緝王亞樵。王亞樵第二次逃離安徽，幾個月後，他亡命來到上海。
在上海，他舉目無親。隻好白天做苦工，夜晚上報紙蓋身，露宿街頭。他對自己因鬧革命而受通緝追捕憤憤不平。他這時剛26歲，隻讀過幾年私塾，沒有受過係統的良好教育，充其量隻能算半個知識分子，也沒人給他宣傳馬克思主義，這是他與華克之在人生轉折關頭所遇到的完全不同的兩種環境。在迷惘中，他結識了一批無政府主義者，且深受影響，加入了無政府主義研究小組，開始鑽研克魯泡特金的學說，研究怎樣打倒社會上的一切強權。無政府主義思想與他的豪邁、率直的性格、流氓無產者的實際處境交融在一起，奠定和形成了他後來事業的思想基礎。
在上海，為了立足，他加入了紅幫，網羅了一批安微同鄉和原先的一些追隨者，逐漸成為安徽幫的首領。在無政府主義思想支配下，王亞樵及他手下的一幫人，經常以斧頭為武器“鋤強抑暴鏟富濟貧”。久而久之，江湖上就流傳著“斧頭幫”的說法，王亞樵自然被人視為“斧頭幫”的魁首。有一陣子，他同上海青幫大亨的杜月笙、張嘯林較上了勁。在燈紅酒綠的十裏洋場，同流氓頭子打交道，是沒有公理的，誰硬誰就贏。一天，王亞樵率領一批門徒，個個手拿斧頭直奔張嘯林住處，將張住宅的後院牆掏了兩米見方的大洞。還有一次，在光天化日之下，王亞樵帶領三四百人，每人手擎一把斧頭直奔杜月笙的門徒、張嘯林的本家侄子、“江安”號輪船經理張延齡家，逼張把“江安”號交給他使用。張延齡到杜月笙那兒哭訴，杜月笙揮揮手：“算啦！算啦！”不敢去招惹他。王亞樵的名氣一下傳遍了上海灘。1915年，柏文蔚到上海，找到了他，介紹他到上海環龍路44號晉謁孫中山先生，聆聽教誨，深感不打倒軍閥，中國就無寧日。自此，他追隨中山先生從事反軍閥鬥爭。護法運動前夕，他向孫中山建議用非常手段鏟除段祺瑞，遭到中山先生的批評。中山先生批駁道：“解決革命，應以武裝力量推翻其組織，不在於以恐怖手段殺死人。”可惜的是，王亞樵沒有能聽取，結果自己最後被人暗殺。但孫中山說的“武裝力量”，他聽進去了。1919年，他與老同盟會吳韓恢在蘇北、皖東組織國民革命軍，建立了一支一千多人的武裝力量。在進攻南京時，被江蘇督軍李純打敗，韓恢被囚，死難於南京，王亞樵在部隊被打散後潛逃到安徽農村老家。
那時，任安徽督辦的是屬於直係軍閥的張文生。此人有兩大惡習，一是貪財，不擇手段拚命搜刮老百姓，搞得民不聊生。二是好色，凡是合肥城、安慶城裏有些姿色的女子，不論是姑娘，還是婆娘，他隻要看中了，不管采取什麼惡劣手段都在所不惜，不弄到手誓不罷休。老百姓背後呼之為“張色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