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春苦夏的混沌之初
這是一個短命的春天。
1957年，4月11日《人民日報》剛剛發表《繼續放手，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的文章，5月1日《人民日報》又刊登黨中央整風指示。就在文章墨跡未幹之時，毛澤東在5月15日就寫出了《事情正在起變化》；6月8日毛澤東又起草了《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的黨內文件；同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麼》，至此，知識分子的苦夏開始了。
1957年的早春時節，知識分子還沉溺在科學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的春浪之中，中國幾百萬立誌振興中華的知識分子，對毛澤東於3月12日《在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當時的講話，不是後來發表出來的修訂稿）欣喜若狂。然而事態的急轉直下出人意料，直到他們蹣跚著踏上條條風雪驛路，才開始琢磨出“陽謀”和“引蛇出洞”字眼中的含義。
大夢醒來遲。他們在改造生涯中泯沒著報效民族的才情，磨損著人生中最寶貴的年華，還要不斷地寫著喊著：“反擊右派是社會主義的偉大勝利！”“我不該反黨，我有罪！”
有的故作虔誠。
有的真在悔罪。
但也有的當場就表示了抗議。
留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北京日報》一個名叫徐鍾師的普通編輯——《走向混沌》三部曲理應從他落筆。
當時，我雖然已經步入文壇，但行政關係還留在《北京日報》。記得，批鬥徐鍾師的大會召開時，正是“香山紅葉色更濃”的晚秋時節。我坐的地方是右派專席，有漫畫家李濱聲，畫家王複羊（原名王複祥）、駱拓、鄭嘉，小品文家楊凡，記者編輯梁沙軍、李道一、唐錫陽、張穆舒、張滬（我的妻子）、丁紫（徐鍾師妻子）、趙筠秋、辛大明……雖然，此時我們已經是被當成老虎打過的死貓了，仍被會場的莊嚴氣氛所威懾。
徐鍾師是年長我一輪的老編輯了，我和他在一個記者組裏共過事。他工作兢兢業業，平日沉默寡言，是報社裏最不顯山露水的人。但是他也被揪了出來，被當做挖出來的右派分子。
他走進會場，頓時使我吃了一驚：昨天他低頭走路時，濃密的頭發還披在額角；此時昂首站在審判席上的他，竟然成了亮晶晶的光葫蘆頭。老徐不但剃光了頭發，還刮淨了臉上的胡子。特別吸引我注意的是，他脫去平日皺巴巴的四兜製服，竟然在這樣的大會上，穿起中式蜈蚣扣兒的藍布褲褂。一種“士可殺而不可辱”的神色，溢於須眉之間。
會場死寂了幾秒鍾後，沸騰起來了：“你這是什麼意思？”
沉默。
“你是蔑視反右鬥爭！”
還是沉默。
“打垮徐鍾師的猖狂反動氣焰！”口號在會場轟鳴起來。
一呼百應，連我們這群人中也發出討伐之聲。
“先整他的態度！”
“叫他低頭！”
“這老右派是花崗岩腦袋！”
我的心怦怦亂跳，情不自禁地朝丁紫望去。她麵色蒼白如紙，嘴唇連連翕動。情緒沸騰的會場，淹沒了她的聲音。她焦急、尷尬，茫然不知所措。
好在因為徐的態度極端“惡劣”而使會議中途夭折。當憤怒的群眾舉著拳頭高呼“打倒”、“嚴懲”之類的口號時，徐鍾師竟然連連拱手抱拳，微笑，向群眾致謝：“感謝各位關照！感謝各位關照！”沒有幾天，徐鍾師被送勞動教養。案由嘛，據說是同意大右派儲安平的“黨天下”謬論，態度惡劣至極。
其實，批鬥徐鍾師時，已至反右後期。但在當時，他是我們中間處理最重的一個。具有象征意義的是，報社剛剛落成不久的四樓禮堂，是以新聞工作者協會集會，聲討劉賓雁的右派罪行——劉賓雁的好友戚學毅，以跳樓表演了“士為知己者死”（當然他的死還有其他原因）——為開端；徐鍾師又以嘲弄反右會場，作為報社反右鬥爭的收場。
1957年的初夏來得特別早，剛進6月，禮堂就已悶熱如蒸鍋。鬥爭會那天，正是炎炎夏日，我坐在後排靠窗戶的地方，已熱汗淋淋。高高個兒大鼻子的劉賓雁，站在批鬥席上不斷地抹汗。粗粗的男低音和尖厲的女高音組成的討伐聲，正在大禮堂裏回蕩之時，坐在我前幾排座位上的一個男人，突然離位站起。當我還沒弄清是怎麼回事時，他猛然登上四樓窗台，像高台的跳水運動員那樣，魚躍而下。麻線胡同一個挎著籃子買菜的老太太，被突然淩空而墜的龐然大物嚇得坐倒在路旁。
會場亂了。
樓下亂了。
街上亂了。
會議被這突然事件所“驚呆”。盡管掌握會場的主席，驚愕過後以精辟的語言指出這是反動分子幹擾對劉賓雁進行批判的醜惡表演，說了些“物以類聚”、“兔死狐悲”之類鼓動戰鬥情緒的話，但大會會場仍然被戚學毅之死蒙上了一層陰影。
血——我探頭往下看時，看見了鮮紅的血。
我頭腦裏總是盤旋著他邁上窗台，縱身跳向漠漠大氣的姿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