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那是四個小隊的“右派”集中在一起，奮戰在“人工湖”的日子。午休時刻，我看他坐在樹蔭下喝水，便也拿著一隻喝水杯子走到他的身旁，詢問這個傳說的可信性。他看了看我，隻回答了這麼幾句話：“這是謬傳，世界上有各種各樣愚人，但沒有一個人願意進監獄的。你們小隊的張永賢，與我是同學，你問他就一切都清楚了。”
張永賢與我同住在一個監號，我向他垂詢其事時，他對我說起了孫本喬進局子的經過。他說：“孫本喬是個十分聰慧的人，在學校時就智商過人。1957年馬失前蹄後，與我一起在清河製呢廠勞動改造。當時我們的活兒非常之輕，天天幹的是把新疆羊毛分成一、二、三類，以供製呢時使用。按說這類活兒，男人是幹不過女人的，但是讓我吃驚的是，他的那雙巧手，每天他分揀的羊毛數量，總是超過了車間的女工，不僅我吃驚，連車間女工也覺得不可思議。為此，在那段日子裏，他經常受到車間頭頭的表揚。”除此之外，在張永賢的心中，孫本喬還是書蟲子。在清河製呢廠改造時，廠裏每月發給被監督勞動的右派十八元錢生活費，他竟然拿出十六元錢，在書店裏買了一套四卷本的法國文學名著《約翰·克裏斯朵夫》。為此，他不得不常常勒緊肚皮，吃稀粥吃鹹菜。孫本喬本來就長得單薄瘦弱，還要節衣縮食買書，身體越來越糟。後來，監督勞動的項目不再是分揀羊毛，而是讓“右派”分子去遠郊琉璃河水泥廠去扛運沉重的水泥，他因扛不動那幾十公斤重的水泥袋子，不得不向領導提出身體適應不了，要求改換工種時，一頂“罷工”的帽子，便落在了他的頭上。先是讓同類們對他進行批判，孫本喬不服據理力爭，結果是爭到大牆裏來了。除他之外，凡是以人道情懷同情孫本喬的“右派”，也同孫本喬的命運一樣，被公安人員押解著離開清河製呢廠，送到囚甕裏來了——張永賢就是其中的一個。
聽了張的這番話，我理解了“自投囚甕”的含義了：孫本喬並非真正“罷工”，隻是因其勞動強度，超出了他的體能負荷，便鋼印一蓋按罷工論處，關進局子裏來了。此為孫本喬的軼事之一。其軼事之二，則不是來自張永賢的陳述，而是我親眼目睹：在周日勞改隊歇工的日子，從我對麵監號裏，常常聽到“當頭炮”“車沉底”的吆喝聲。起始我認為是勞改號們在用棋盤解煩，因為勞改犯的生活非常枯燥，除了鐵鍬和籮筐之外，沒有用以精神解脫的東西，下上一盤象棋，並在行棋之間喊上兩嗓子，宣泄一下愁楚心境，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因而並沒引起我的注意。但是有一次我去找王同竹，走進他們的監舍一看，“楚河漢界”之戰的口號聲，雖依然此起彼伏，但是卻看不見棋子和棋盤。我詢問王同竹說：
“這是演繹孫子兵法？還是排練‘劉三姐’的對歌？”
他笑而不答，讓我猜猜看。
我說：“我聽起來像是吟唱《纖夫曲》，可是又沒有水和船。”
王同竹反問我說：“你是真不知道，還是裝糊塗？”
“是苦中作樂，抒發心中鬱悶吧？”我說。
“他們是在下棋。”
“沒棋子和棋盤，怎麼下棋？”
王同竹斜了我一眼：“這就是你這個秀才少見多怪了。棋盤和棋子，都裝在雙方心裏。”
昔日讀過的古書裏，曾讀到過智聖下棋時，桌上不設棋盤，而把棋盤攤在雙方心裏。這是智商和記憶的對陣，古書上將其稱之為“盲棋”。此時，麵對這樣的場麵，我驚愕地愣住了，我無論如何也意想不到，在這個衣衫襤褸的苦難的群體中，在土炕上演繹著古代智聖們的遊戲。也就是在這個瞬間，我看見下“盲棋”的雙方，一個是來自北京大學的楊路；與其進行心戰的對方，就是沉默寡言的孫本喬。王同竹之所以不能與我多言，他在用筆記錄著雙方棋子移動的位置——換句話說，他在充當這場高智商競賽的裁判。這個驚奇的發現，讓我對孫本喬的印象陡然升華：原來這個貌不驚人的孫本喬，是我們這個受難群體中的智星之一。我從小就是數學中的低能兒，小代數曾經得過零分；而他的那顆腦袋，卻能記下每一步棋子的移動不說，還要運籌帷幄地爭取勝算的戰機，這是何等複雜的智商運動，他居然能演繹得那麼輕鬆。因而，這可以稱得上孫本喬的第二個奇聞軼事了。
記得，我當時久久不願離去，想看看兩個人之間，誰是最後的勝者。盡管後來孫本喬敗於楊路手下，但是他雖敗猶榮；因為他的對手是楊路，當年北大數學係來的“右派”楊路（今天的數學家）。多少年後，張永賢回憶說，孫本喬不僅聰明絕頂，還是一個十分忠厚的人，他解除勞動教養較早，從“大勞改”升格到“二勞改”後，還惦記著留在甕裏的同類。他從每月十幾元的勞動收入中，拿出錢來為他們買來整瓶的香油和熟肉，以增加難友的身體熱能。當然，對於經曆過大饑餓年代的右派來說，這隻是杯水車薪，遠遠解決不了難友營養匱乏的問題；但是在那個年代，能做到這一點的隻有孫本喬了。當難友對此表示謝意時，他說的最多的一句話就是：“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這就是孫本喬在那個年代的一幅悲天憫人的靈魂肖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