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中葉以後，清朝龐大的官僚機構屢屢發生故障，“上下關通，營私欺罔”，“督撫藩臬，朋比為奸”時時出現。乾隆在得悉吏治如此敗壞後，發出了“朕將何以用人”的慨歎。乾隆需要了解地方的真實情況，和珅便成為查辦地方官員的欽差大臣，開始奉旨出京。
乾隆四十五年二月初，和珅一行奉命前往貴州，對雲貴總督李侍堯進行突然審訊，以查清他在受賄、勒索方麵的罪行。為了避免李侍堯得到風聲有所準備，在和珅離京之前，乾隆接連下達密諭，先令兵部侍郎顏希深馳往貴州對李暗中監視，繼令軍機大臣派人稽察沿途驛站，防止走漏消息，且令與貴州毗鄰的湖南巡撫派遣幹員把守關口，如遇私騎驛馬由北往南者，立即拿獲，嚴訊具奏。
李侍堯是額駙李永芳的四世孫，隸漢軍正藍旗。在封疆大吏中，李侍堯是乾隆一手提拔起來的。乾隆元年（1736），李始為蔭生，乾隆八年（1743）得補印務章京，乾隆十四年（1749）因皇帝的賞識而被破格擢為副都統，乾隆二十二年代理兩廣總督。廣州自隋唐時起就是對外貿易的港口，康熙二十四年（1685）清王朝在收複台灣之後，解除海禁，在廣州建立海關，對外貿易。清廷責成洋行（亦稱十三行）的商人同外國商人交涉貿易事項，外國商品由洋行經銷，出口商品由洋行代購，進出口商品均由洋行規定價格。洋行商人要想保持對外貿易的壟斷特權，就必須向廣東官員行賄，因而兩廣總督既是要職又是肥缺。清王朝製定的閉關政策以及把對外貿易作為“羈縻”外商手段的策略，都要由兩廣總督去貫徹執行。
李侍堯上任不久就遇到一個十分棘手的案件——英國商人洪仁輝（Mr．Flint）控告廣州海關監督李永標額外征稅，勒索外商。洪仁輝多次把船開至寧波，試圖在那裏進行貿易，因而乾隆二十二年清廷明令禁止外商去寧波，嚴格實行廣州一門通商，以便把中外交往控製在一個最狹小的範圍內。其他外商在接到乾隆的諭令後，都作出遵諭的承諾，唯獨洪仁輝不願受此約束，於乾隆二十四年（1759）再一次率船到浙江，因不能登岸，遂北上天津，控告李永標額外勒索。
李侍堯在審理此案時，不僅將李永標革職，也對違禁前往浙江的洪仁輝作出押往澳門、監禁三年的處理，並把替洪仁輝書寫呈文的秀才劉氏處以死刑。
李侍堯為何如此嚴辦此案呢？原來，早在乾隆十七年（1752年），清廷抓獲了在湖廣一帶深山聚眾燒炭、圖謀反清的馬朝柱黨羽。因其黨羽供稱頭目姓朱，尚在西洋，即將起事殺回國內；而且馬朝柱潛逃，下落不明，故乾隆對西洋人頗加防犯，唯恐彼等與國民接觸，資助反清勢力。
李侍堯深知乾隆堅決反對國人與外國人來往，於是又製定了《防夷五事》，明文規定外國商人不得在廣州過冬；外商在廣州必須住在行商會館中，由洋行商人“管束稽察”；國人不得向外商借錢，不得受雇於外商；國人不得為外商探聽商業行情；派兵稽察外圍商船停泊處，以便及時捕獲試圖勾結的中外不法之徒。
李侍堯對洪仁輝一案及善後事宜的處理，深得“聖眷”，於是在乾隆二十四年，李侍堯由代理總督變為正式總督。
李侍堯在乾隆朝久受重用，曆任兩廣總督、湖廣總督、雲貴總督。在地方督撫中，李侍堯以政績突出著稱。例如他在兩廣總督任內，建議對買補的官倉穀子進行碾試，要求買進上等好穀，防止以次充好；在湖廣總督任內，奏請對生活必需的鹽“酌中定價”，以剔除兩淮鹽商“抬價病民”的弊端；在擔任雲貴總督期間，正值清緬之間為結束敵對狀態而進行試探性談判，李侍堯協助大學士阿桂順利完成這一轉變，對舉棋不定的緬甸頭人孟幹“斷接濟，絕偵探，以示威德，不予遷就”，促使其回到談判桌上，為實現兩國關係正常化奠定了基矗
李侍堯的才幹有目共睹，正如《嘯亭雜錄》所論：
“公短小精敏，機警過人，凡案籍經目，終身不忘。其下屬謁見，數語即知其才幹，擁幾高坐，談其邑之肥瘠利害，動中要害；州縣有陰事者，公即屢屢道之，如目睹其事者。”
李侍堯以精明強幹贏得了皇帝的器重。乾隆三十八年，仍在兩廣總督任內的李侍堯，被晉升為武英殿大學士，兩年後被抬入漢軍鑲黃旗，升為上三旗。
然而，李侍堯是能人，卻非聖人，對於官場上的種種陋規、惡習，他同絕大多數官員一樣習以為常，沉溺其中。他不僅心安理得地收受屬下的規禮、饋贈，甚至暗示下屬送厚禮，進行變相勒索。李侍堯曾令仆人把一顆珍珠強行賣給昆明知縣，索銀三千兩；把另一顆強賣給一名同知，索銀二千兩。平心而論，在封疆大吏中，李侍堯還算不上聲名狼藉，他對屬下的勒索，除私欲作祟外，和進貢皇帝也有一定的關係。
按照規定，每逢年節及皇帝萬壽、太後千秋，官員都要進貢。而乾隆又是一位情趣極高的君主，對貢品的內在藝術性要求甚高。李侍堯在兩廣總督任內，確實向乾隆進貢了一些新奇的東西，如外商進獻的用發條控製的船隻、各種動物，以及能自動報時的鍾表、會演奏樂曲的精美的盒子（類似八音盒）等西洋物品，因而甚得皇帝歡心。一次，乾隆在李侍堯進貢後傳諭：“此次所進鑲金洋表亭甚好，嗣後似此樣好的多覓幾件，再有比此大而好者亦覓幾件，不必惜價，如覓得時，於端陽貢幾樣來，欽此。”然而當李侍堯調任雲貴後，雖說手中還有積存的西洋物品，卻不能再用那些洋貨作為貢品，必須另辟蹊徑，以討好君父。
雲貴盛產金銀，但要把金銀變成高品位的工藝品，還需要一筆可觀的投入作為加工費。對李侍堯來說，這筆開銷自然要由屬下來出，如此勒索當然會引起不滿。乾隆四十三年，曾任雲南糧儲道的海寧在任滿回京後，對李侍堯的劣跡私下議論，很快傳入皇帝耳中。為此乾隆特召見海寧，詢問李侍堯政績，猜不透天機的海寧唯恐一言不洽觸怒天顏，不敢以實上奏。孰料才被抬入漢軍鑲黃旗三年的李侍堯已經失去聖眷，結果海寧以欺君之罪被傳旨嚴訊。為了盡快擺脫這場自上而下的政治漩渦，海寧隻得把有關李侍堯的種種傳聞全盤托出，以滿足皇帝治罪李侍堯的需要。
貴州山水雖然比不上甲天下的桂林，卻也稱得上怪石嵌空，“玲瓏如雲下垂，如蛟起舞，又如青英萬朵”，途經此地的和珅曾作長詩一首，“用誌靈跡”，其詩曰：
黔州自古千岩抱，誰遣六丁開此道，
絕磴層巒一線通，磷峋怪石天成造。
而我勿傳空穀音，行行更覺入山深，
此山大有逍遙趣，減卻匆忙於役心。
探奇攬勝恣遊騁，況聞前有神仙境，
遲回玉勒緩絲鞭，馬蹄踏碎鬆杉影。
忽見奇峰拔地起，噴流濺沫響泉聲，
飛雲洞口疑雲起，恍若蒼龍挾雨行。
清風終古難吹去，下有僧人未覺曙，
霧氣朝朝鬱不開，何年古佛錫風來。
靈根幻出黃金相，貝葉封成碧玉苔，
危亭傑閣懸岩半，望天縹緲煙霞燦。
仿佛如同羽化升，歸來翻恐紅塵絆，
吩咐仆童讓我先，今朝平地忽登仙。
家中雞犬勞相挈，客裏琴書莫浪捐，
忽然一陣巒風起，飄拂長林聲震耳。
恍如棒喝頂門驚，喚醒癡迷悟方始，
禪機豈可妄相求，我對石言石點頭。
絲縷牽纏塵綱重，溪山笑傲宦情收，
涼汗沾肌嵐風冷，策馬依然縱玉鞭。
回首絕壁矗青天，山靈不許遊蹤戀，
頃刻飛雲罩暮煙。
仕途一帆風順的和珅，何以竟會產生“仿佛如同羽化升，歸來翻恐紅塵絆”之念呢？這同李侍堯一案恐怕有直接聯係。對於李侍堯的突然失寵，不僅一般辦案人員不得其解，就連善於揣摩人主意圖的和珅也有點猜不透天機。望著眼前“終古難吹去”的“疑雲”、“朝朝鬱不開”的“霧氣”，不禁“涼汗沾急。
從天而降的審訊，令李侍堯猝不及防，隻得如實招供：
曾收受迤南道莊肇銀二千兩；收受素爾方阿銀三千兩；收受按察使汪圻銀五千兩；收受臨安知府德起銀五千兩；收受東川知府張瓏銀四千兩。一年前，李派家仆回京修房，又接受素爾方阿、德起銀各五千兩。李在審理一起命案時，查獲金六百兩、銀一千兩，他將存單改為金六十兩、銀七千五百兩。按照當時金銀比價又可獲利三千三百兩。
經核實，李侍堯共勒索銀35000兩，而這隻是非法收入的一部分，並非全部。其家人張永受在北京所添置的房產就有六所、地畝一處、放債銀兩4000；在原籍易州還有房屋數十間、耕地四五頃之多。奴才揩油尚且如此之多，主子搜刮數額之大可想而知。
乾隆在執政之初就一再強調“人臣之所最尚者唯廉”，對貪官汙吏的處理可謂嚴矣。乾隆六年對收受賄銀千兩的兵部尚書鄂善處以死刑；乾隆二十二年賜勒索屬下的雲貴總督恒文自盡；又將在山兩巡撫任內侵吞帑銀二萬兩的蔣洲處死（蔣洲之父蔣廷錫在雍正時官至文華殿大學士，蔣洲之兄蔣溥在乾隆時期曆任戶部尚書、大學士、軍機大臣等要職）；乾隆三十三年把侵吞鹽引的兩淮鹽政高恒（孝慧皇貴妃之弟）正法；翌年把以開礦牟利的貴州巡撫方世雋（前任）、良卿（現任）繩之以法；乾隆三十七年令將勒索屬下金玉的雲南布政使錢度處死；乾隆四十三年將私役維吾爾民采玉牟取暴利的高樸（高恒之子），在當地斬首。尤需指出的是，高恒父子係乾隆寵妃高佳氏至親，一係其弟，一係其侄；而雲貴總督恒文在乾隆統治前期也是一位政績突出的能臣。乾隆十二年在第一次平定大小金川之戰期間，當時在甘肅平慶道任職的恒文奏請“兵貴神速”；乾隆十六年恒文在升任湖北巡撫後又“疏請采漢銅廣鼓鑄，請增築武昌近城石堤，請停估變省城道倉空敖，備貯協濟鄰省米石，均得旨允行”。恒文以善於發現問題、抓住要害得到乾隆的器重。按照“八議”中的議親、議故、議功、議貴、議勤、議實、議賢、議能，對高恒父子及恒文在量刑時是可以減等從寬的，但乾隆仍堅持從嚴懲處。
在乾隆中葉以前，因犯貪而幸免一死的隻有浙江巡撫盧焯。盧焯隸漢軍鑲黃旗，是雍乾時期一位能臣，長期出任地方大吏，每到一地都能興利除弊，諸如嚴懲把持公務欺壓百姓的莊頭、嚴戒械鬥、清理積案、賑濟災民、疏浚河道、構築護城長堤、禁止商人缺斤短兩、削減鹽價米稅、建議以石塘代替柴塘（浙江海塘工程），以及對年久失修的尖山壩進行修複，防患於未然。尖山壩竣工後，乾隆曾親撰碑文，以示嘉獎。乾隆六年，左都禦史劉吳龍彈劾盧焯在審批嘉興府桐鄉縣汪姓分家一案時，收受汪氏賄銀五萬兩，嘉興知府楊景震受賄三萬兩，經審理屬實，盧與楊均被判處絞監候。據《清高宗實錄》及《碑傳集》記載，在收審盧焯時，“有百姓數數百人喧言，求釋放盧，推倒都統衙門鼓亭柵門”，“呼呶罷市”，“數萬人赴製府軍門擊鼓”，“呼冤躅足”。
有鑒於此，乾隆以盧焯在限期之內退完贓銀為由，免其一死，將其發往軍台效力，乾隆十六年赦歸，四年後起用。盧焯收賄之數高於鄂昌、蔣洲，卻得以從寬，顯而易見是因其政績卓越，皇帝以“八議”中的“議能”、“議勤”而對其減等量刑。
何以同是能臣，對盧焯從寬，對恒文就從嚴呢？和珅努力地思索著其原因。當然，和珅並不知道，此時已經淪為階下囚，正在由他負責審問的李侍堯早在其之前，便已經對這個問題進行了一番艱苦的思索。
盧氏才識卓異，且為官頗為清正，深得百姓愛戴，故其最終被從輕發落，亦是出於情理之中。但是，恒文呢？李侍堯的腦海中不時地浮現出恒文那張精明過人的麵孔。他把恒文落職前後的情形詳詳細細地思考了一遍又一遍。終於，李侍堯想明白了：恒文雖然能幹，卻不精明，當其短價市金被劾後，竟以預備進貢自辯，致使全省喧然，如此自辯豈不是把責任推到皇帝身上？恒文既然如此愚蠢，被賜自盡的命運也就在所難免了。念及於此，李侍堯的眼前豁然一亮，所以在其後的審訊過程中，盡管他對屬下的勒索也同進貢有關，卻始終隻字不提“進貢”二字。李侍堯真的是足夠聰明！
和珅也足夠聰明！李侍堯明白了恒文之死，而和珅也猜透了李侍堯。那“鬱鬱不開”的霧氣，終於被“一陣巒風”吹散，和珅豁然頓悟。於是，猜透天機的和珅對李侍堯作出了斬監候、籍沒家產的擬處上報朝廷。拘泥於從嚴懲貪已成慣例的內閣大學士和九卿，在討論和珅的擬處時，卻把斬監候改成斬立決，為此乾隆傳諭各省督撫，令對兩種處理意見各抒己見：
“李侍堯曆任封疆，在總督中最為出色，是以簡用為大學士，數十年來，受朕倚任深恩。乃不意其貪黷營私，婪索財物，盈千累萬，甚至將珠子賣與屬員，勒令繳價，複將珠子收回；又廠員調回本任，勒索銀兩，至八千餘兩之多。”
“現在直省督撫中，令屬員購買物件，短發價值及竟不發價者，不能保其必無。至如李侍堯贓私累累，逾閑蕩檢，實朕意想不到。今李侍堯即有此等敗露之案，天下督撫又何能使朕深信乎！朕因此深為慚懣。今又聞楊景索（曾任山東巡撫）聲名亦甚狼籍，但其人已死，若至今存，未必不為又一李侍堯也。”
“各督撫須痛猛省，毋謂查辦不及，幸逃法網，輒自以為得計。總之，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觸目驚心，天良俱在，人人以李侍堯為炯戒，則李侍堯今日之事，未必非各督撫之福也。”
“所有此案核擬原折即著發交各督撫閱看，將和珅照例原擬之斬候及大學士、九卿從重改擬斬決之處，酌理準情，各抒己見，定擬具題，毋得遊移兩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