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門不大說話，是因為我不會說普通話。人一稠，隻有安靜著聽，能笑的也笑，能惱的也惱，或者不動聲色。口舌的功能失去了重要的一麵，吸煙就特別多，更好吃辣子，吃醋。
我曾經努力學過普通話，最早是我補過一次金牙的時候，再是我戀愛的時候，再是我有些名聲，常常被人邀請。但我一學說，舌頭就發硬，像大街上走模特兒的一字步，有醋溜過的味兒。自己都惡心自己的聲調，也便羞於出口讓別人聽，所以終沒有學成。後來想，毛主席都不說普通話，我也不說了。而我的家鄉話外人聽不懂，常要一邊說一邊用筆寫些字眼，說話的思維便要隔斷，越發說話沒了激情，也沒了情趣，於是就幹脆不說了。
數年前同一個朋友上京，他會普通話，一切應酬由他說。遺憾的是他口吃，話雖說得很慢，仍結結巴巴，常讓人有沒氣兒了要過去了的危險感覺。偏有一日在長安街上有人問路，這人竟也是口吃，我的朋友就一語不發，過後我問怎麼不說，他說，人家也是口吃，他要回答了，那人以為他是在模仿戲弄，所以他是封了口的。受朋友的啟示，以後我更不願說話。有一年夏天，北京的作家叫莫言的去新疆，突然給我發了電報，讓我去西安火車站接他，那時我還未見過莫言，就在一個紙牌上寫了“莫言”二字在車站轉來轉去等他，一個上午我沒有說一句話，好多人直瞅著我也不說話。那日莫言因故未能到西安，直到快下午了，我迫不得已問一個人X
次列車到站了沒有，那人先把我手中的紙牌翻了過來，說：“現在我可以對你說話了，我不知道。”我才猛然醒悟到紙牌上寫著“莫言”二字。這兩個字真好，可惜讓別人用了筆名。我現在常提一個提包，是一家聾啞學校送我的，我每每把有“聾啞學校”字樣的一麵亮出來，出門在外覺得很自在。
不會說普通話，有口難言，我就不去見領導、見女人、見生人、慢慢乏於社交，越發瓜呆。但我會罵人，用家鄉的土話罵，很覺暢美。我這麼說的時候，其實心裏很悲哀，恨自己太不行，自己就又給自己鼓勁，所以在許多文章中，我寫我的出生地絕不寫是貧困的山地，而寫“出生的地方如同韶山”，寫不會說普通話時，偏寫“普通話是普通人說的話嘛”！
一個和尚曾給我傳授過成就大事的秘訣：心係一處，守口如瓶。我的女兒在她的臥房裏也寫了這八個字的座右銘，但她寫成：“心係一處，守口如平”，平是我的乳名，她說她也要守口如爸爸。
不會說普通話，我失去了許多好事，也避了諸多是非。世上有流言和留言——流言憑嘴，留言靠筆——我不會去流言，而滾滾流言對我而來時，我隻能沉默。
走走：你上小學比同齡的孩子早一年吧，據說是你當老師的父親憑借私人“走後門”的結果？早念書在那個年代有什麼必要？
賈平凹：因為我父親本身是教師，我那小學老師，是個女老師，我父親認識那個女的，她就在我村裏。我去以後，父親就說叫娃在你這裏上學，看能不能上，按年齡不能上，她就說看跟得上跟不上。暫時先跟著溜，溜溜還行，就上下去了，就那樣上學的。我跟你說，我上小學有意思。在小學一年級的上半年裏，整個有半年，我那作業本都是零蛋、一分、二分，零蛋，那個時候是五分製，零蛋零蛋多得很，一個本子有一個三分，還丟了，回來哭得，哭啥，傷心，上頭有個三分。後來怪得很，就把這本子丟了以後，學習好得很，下一個本子都是四分五分，隻有一個三分，這不是編造的。後來我母親跟我父親調到其他縣，我父親身體不好，我母親去伺候我父親了，就把我留下，把弟弟給帶走了，就把我留給大伯。一個大炕，我那個大媽是讓她的女子睡那頭，讓我和大伯睡這頭，農村都是蓋一個被子。我那堂姐和我在一個班，然後我伯就問說，今天都學啥，你給背一下子，我那姐背不出來，然後我說我能背，俺逞能呢，我背著，我伯一腳把她女子蹬下去，蹬得從炕上溜下去。我在屋裏就整天愛寫字，現在我村裏都流傳這個事情。那個時候又沒鉛筆，就隻有炭糟子、石頭，每天回來在院子裏寫課文，屋裏、牆上、甕上、櫃子上，到處都寫字，人都煩得不行，把到處都畫得五馬六道的，愛寫字。沒有毛筆，我大伯有個羊皮褥子，是鋪蓋的，老山羊皮麼，我拿剪子把那羊毛剪下來自己紮毛筆，那個時候有大字課嘛，寫毛筆字，紮毛筆，用竹筷子削蘸筆，蘸一下水寫。沒有那練字本，到清明節不是墳頭上掛那紙把子嗎，現在城裏人一般都是花圈，我那兒是白紙，掛的一溜子一條子，我拿了紙把子回來，天天回來寫滿。我跟你說，我小時候三年級的作業本拿到五年級展覽，那不是吹的。我小的時候還當大隊長，每天還訓話呢。搭個凳子，立在凳子上跟大家講話呢。那小時候年年給獎勵根鉛筆，那高興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