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有什麼用？
這是一個偽問題，像“人為什麼要吃飯”一樣可笑。關於這個問題，法國劇作家馬塞爾？帕尼奧爾在《托巴茲》中這麼回答：
“金錢是萬能的，有了它什麼都可以做，有了它就有了一切。我如果想要一棟現代化的住宅，裝一顆看不出的假牙，想在忌齋日吃肉，在報刊上受到讚美，或者想在自己的床上有個女人，我憑祈禱、忠誠或美德能夠得到嗎？我隻要把這隻銀箱打開一點，問一聲‘要多少？’就什麼都有了。”
何止是帕尼奧爾，有無數的作家、藝術家對金錢作出個人論述，比如：
馬克？吐溫說過，“金錢是那種隻要你不死，你就得去掙的東西。”
畢加索表達了他對財富的矛盾態度，“我很願意像一個有許多錢的窮人那樣生活。”
伏爾泰聲稱，“描寫金錢要比獲得金錢更容易，而那些獲得金錢的人對那些隻知道如何描寫金錢的人開了個大玩笑。”伏爾泰還說，“當涉及金錢的問題時，每個人都信奉相同的宗教。”
莎士比亞在《哈姆萊特》中有這麼一句話，“在這些因富而驕的時代，惡行的美德本身必須祈求寬恕。”
本傑明？富蘭克林說得更有趣，“我有三位忠實的朋友：老妻、老狗和現金。”
有一位猶太藝術家是這麼說的，我一時忘了他是誰，他說，“口袋裏有錢的時候，你是明智的，你是慷慨的，你也會唱得好聽。”
隻是在我的閱讀經驗中，實在找不出比馬塞爾？帕尼奧爾這段台詞對金錢更生動的描述了。像我一樣，每個作家都可以說出一堆金錢不過如此的大道理，事實上我們都非常渴慕錢，因為沒有權勢和地位，假如再沒有經濟能力的話，你就很難存活。一個小學教師告訴我，“我是公開鼓勵學生讀書賺錢的，因為在中國，做窮人就是生不如死。”我老家的中學更是打出新校訓：“家鄉沒出路，讀書當幹部”。居住在城市中心的窮人必需搬遷，因為那裏要蓋富人才買得起的豪宅；農民的果樹要砍光，因為富人要在這裏打高爾夫球；農村的耕地要出讓，因為富人要投資設廠。有的大城市的公安局甚至貼出公告，建議市民拒絕向乞丐施舍。他們的理論很簡單，乞丐一無所獲，不就離開這裏了嗎？印度的窮人可以在市政府的走廊過夜，而中國的窮人連在廣場溜達的資格都沒有。
2006年，中國和印度的媒體不約而同地進行一次調查問卷。中國一家網站的問題是，“假如有來生，你願意做個中國人嗎？”10234名參與者中，64%的選票表示“不願意”。對於“不願意”的原因，認為自己“缺乏尊嚴感”的占了38%；認為“幸福離我很遙遠”的占17%。《印度時報》提出了同樣的問題，“假如有來生，你願意做個印度人嗎？”在新德裏、孟買、加爾各答等五大城市所做的調查中，將近90%的受訪者堅持“假如有來生，還做印度人”。原因包括，“豐富的精神遺產令人驕傲”、“快速的經濟增長令人期待”等等。
這是一個讓我費解的問題，我們是文明古國，是最有影響的發展中國家，是聯合國常務理事國；我們有幾萬億美元之巨的外彙儲備，有平均10%的經濟增長率，有回歸的香港澳門；我們還有可期待的2008年奧運會，還有加入WTO的豐功偉績，還有遨遊太空的神舟飛船，我就納悶了，怎麼會有38%的人“缺乏尊嚴感”？怎麼會有那麼多人感到不幸福？
2007年剛剛開始，兩則關於城市奇觀的新聞引起了我的注意。“全球十大活力城市”之一的南昌，在擁有比“倫敦眼”還高的世界第一摩天輪“南昌之星”之後，一月底，又擁有了一顆“國內首創”的“世界球”。“世界球”位於改造後的南昌火車站廣場，南來北往的人出了站，首先看到的就是這個光耀奪目的龐然大物。同樣在一月底，改造工程進入尾聲的成都天府廣場上出現了人造的“雲海”奇觀，這是廣場的水景和造霧係統正在進行調試。屆時，天府廣場上不僅會出現根據九寨溝和黃龍景區的瀑布景觀設計的雲形水瀑，而且數千個造霧噴頭在幾分鍾內就可以營造出雲山霧海的效果。近年來，北方一直鬧水荒的城市洛陽、太原也熱衷於“圈水造景”，“引水造湖”。
如果繪製一張新時期以來中國人生活變化的曲線圖，你會發現所有的曲線都呈現出向上的走勢。收入水平、人均壽命、住房麵積、小轎車的人均擁有量、撥打電話的人均次數、旅行的人均次數、受教育的平均程度等等，每一項體現社會福利的客觀指數無一例外都在提高。惟有幸福指數20多年來呈現負增長，認為自己“非常幸福”的人口比例一直在下降。可以說，中國人擁有的一切都在增加，幸福除外。與當代中國人擁有的力量相比，《封神榜》中的諸神隻不過是漫畫中的卡通人物。然而我們可以很容易就得出結論，在如何獲得幸福以及如何提高生活質量方麵，中國人所取得的進展微乎其微。
如果有錢就有幸福，我們已經是一個有錢的國家了，應該有幸福感有對呀？可見，金錢與幸福感僅僅略微相關——所有研究幸福指數的專家都支持這一基本結論。現在擁有一座別墅的幸福感遠不如當年擁有一個熱水壺的那種初戀般的陶醉；我們可以用壁掛式的寬屏彩電天天看影碟，但是當年看露天電影那種節日式的狂歡到哪裏去尋找呢？經濟的繁榮可以促使越來越多的人獨自工作、獨自生活和獨自娛樂。然而生命卻好比一粒木炭，隻有堆在一起才能熊熊燃燒，單個的挾出來，就會息滅。
有一次聚會，一位年輕的企業家告訴我，當他發現自己的財富超過一個億的時候，心裏感到茫然，而不是幸福。古希臘神話中，酒神狄奧尼西奧斯答應了邁達斯國王的一個請求，授予他在塵世間最想得到的一種本領：把他碰到的任何東西變成金子。邁達斯欣喜若狂地叫道：“我現在是世界上最有錢的人，我是世界上最快樂的人！”當國王伸手擁抱他深愛的女兒時，她立即變成了金子。邁達斯國王才意識到潛在的悲劇，這是他從前未曾考慮到的。
沒有人能夠確切地說出中國有多少富人、他們擁有多少財富，我們隻有從他們的炫耀性消費來窺探富裕的程度。在北京的環城路上，穿梭著勞斯萊斯、奔馳、寶馬、賓利；在上海，最豪華的別墅售價1億2千萬元；在廣州，最豐盛的宴席要吃夠120多道菜，連續4天進行品償；在山西，一位煤老板買奔馳時將兩名車模買了；在福建，一位老板從監獄中被保釋後，一口氣買了20輛皇冠，送給對他有恩的人。
在美國，有健康問題的是窮人，因為他們以廉價的垃圾食物為生，攝入過多的熱量和糖分，從而引發心髒病、高血壓和糖尿病。而富人有錢購買健康食品，能夠到健身房鍛煉，所以有健康的體魄。中國的情況恰恰相反，最健康的人往往是貧窮的人，因為他們天天從事體力勞動，飲食以大米、蔬菜和一些魚、肉為主，昂貴的垃圾食品他們是可望不可及的。一個記者在采訪一個百歲老人，當記者問他長壽的原因時，他的回答隻有兩個字，“貧窮。”當記者問他長壽的秘訣時，他的回答也隻有兩個字，“饑餓。”
中國紅十字會最近的一個調查顯示，75%的北京市民受健康問題困擾，在上海和廣州，這個數字均為73%。調查發現，健康狀況最糟糕的人群是中、高級管理層及受過良好教育的白領。中國人口的平均壽命達到72歲，是因為貧困人口的平均壽命較高，受教育人群的平均壽命僅為58歲，中關村38萬IT人士的平均壽命隻有區區53歲，比十年前又縮短了5歲，原因是缺乏鍛煉和壓力過大。《聖經》上說，“就算你賺得了全世界，賠了自己的性命又有什麼益處呢？”
20年前，中國還是一個自行車王國的時候，我記得自行車道和機動車道一樣寬敞。那時候，大多數歐洲國家就開始鼓勵國民使用自行車，自行車不僅成本低廉、出行便利，更重要的是環保，還能鍛煉身體。可如今，中國的馬路大多拆除了非機動車道，並且被私家車擠得水泄不通。那些受過高等教育的中國白領們，怎麼願意讓人看到自己騎自行車呢？在他們眼中，不光要有車，最好還能有專用的司機才會有麵子。有一個全國知名的教授甚至說，“擠公共汽車還有什麼人格？”他們就是這樣，用最時尚的語言來包裝比農民還要落後的思想。一些所謂的高級知識分子膚淺到一種程度：以為在星級賓館吃龍蝦大宴、開豪華車去高爾夫球場揮杆就是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