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之，她們給所有這些“反常”的性活動戴上了一頂“政治上不正確”的帽子，她們把具有壓迫性質的、男性中心的性關係稱為“政治上不正確”的性關係。反性派女性主義者認為，無論是男同性戀中成人與少年的關係，女同性戀中分男角女角的關係，還是虐戀關係，都屬於具有壓迫性質的性關係，因此是“政治上不正確”的性關係。性自由派女性主義者為這些性關係所作的辯護則認為，上述關係並不是對父權製的統治屈從關係的模仿，它是人們探索自己的性本質的具有正麵價值的創造性的方式。在性自由派女性主義看來，反性派女性主義者製造了一個具有壓迫性質的性環境，它如果不是更具壓迫性，至少是同舊的壓迫製度相等的，它拒絕了男女兩性充分實現其熱情和快樂。
在反性派女性主義和性自由派女性主義的論爭中，女同性戀女性主義是一個獨特的群體。她們一度被稱為“女同性戀分離主義”。她們的觀點認為，異性戀是男性統治和女性受壓迫的中心所在，隻有女同性戀才是女性主義的政治實踐，雖然並不是說所有的女同性戀者都是女性主義者。然而，女同性戀的政治立場並不是一概要求女性同女性建立性關係，而是要求女性同男性之間不建立性關係。“女性主義是理論，女同性戀是實踐”這一口號風行一時。
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的英國，許多女性主義者開始重新定義自己的性本質和修正自己的性實踐。有些人脫離了男性，開始與女性結為伴侶，或者仍然保留異性戀關係，但是停止插入性的性活動。她們認為，對女性的任何插人式性行為都屬於侵犯行為，它有損於女性的信心，削弱女性的力量。對於男性來說，它是權力和主宰的行為，它使男性變得強大，不僅超越一個女性，而且超越了女性全體。英國的女同性戀女性主義組織利茲革命女性主義團體就持有這種看法。對於許多女同性戀女性主義者來說，這些改變被視為性革命的開端。
在當時的女性主義陣營中，許多女性認同女同性戀，不僅是把它當做一種性傾向，而且是把它當做一種政治選擇。這一選擇之所以具有政治性，是因為她們認為，男女兩性之間的關係在本質上具有政治性，含有權力和統治的成分。由於女同性戀拒絕了兩性關係而選擇了女性，她就蔑視了現存的政治體製。在當時的政治潮流中，許多政治性的女同性戀並不一定是性傾向上的女同性戀。
這種政治性的女同性戀是對一個理論的最終拒絕，這一理論認為，性僅僅是女人不得不為男人做的事情，而不是女人自己喜歡做的事情。女同性戀女性主義者則認為，作為女性階級的一員，性實踐的政治意義隻有兩種：或者是對性階級及異性戀意識形態的有意識或無意識的再生產；或者是脫離異性戀及其意識形態。由於這種觀點過於激進，難以得到廣大婦女群眾的認同，同性戀女性主義者所期望的分離主義的性革命一直沒有到來。
女同性戀女性主義者中的最極端者認為，作為女同性戀者不僅意味著異常的性行為，而且意味著異常的性別行為：不屈從於父權製的性別角色，以及性別的反叛，甚至是徹底脫離女性這一性別，把女性性別本身視為象征性和實質性的對男性權力的服從。在這一激進女性主義的模式中，性別不再限於男女兩種，而至少有三種：男性、女性和女同性戀。
概括地說，當時的政治性女同性戀者不僅把性看做個人行為，而且看做一個鬥爭的舞台，在這一鬥爭中，男性的統治和女性的屈從或者被鞏固和維持，或者受到根本的挑戰。她們反對把性僅僅看成是私下的和個人的事，傑弗瑞斯指出廣一個基本假定認為，性是私下的和個人的事。或許社會與政治壓力對臥室中發生的事會有一些影響，但是性行為並不被認為能夠影響臥室之外的世界中的權力關係結構。性被理解為私人生活的最為個人的領域，因此規範男性性行為的婦女運動被視為不可理解或被完全誤解就不足為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