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小學二年級的時候，頭上生了一種瘡，多方求醫不愈，眼見我的頭發一片一片地脫落了。一天父親買回一捧山裏紅，砸爛，放一點鹽，塗抹在我的頭上；半月後，頭皮酥癢，一頭新發宛若春天的小草，悄悄地鑽出來了。父親很是高興，他說這個偏方，得自邵思農先生。
邵思農先生是一位中醫，住在我家西邊不遠的地方。那時父親開著一個小鋪子，買東西的人們，時常談起他的醫道，但我從未見過先生的麵。
頭上的瘡剛剛治好，我肚裏又生了一種蟲子，便時徐徐排出，那蟲子乳白色，扁形節狀，人們說是絛蟲，也很棘手的。一天上午，父親拿了一封點心，領我去找思農先生。那是一個大雜院，院子很深，有一重一重的門，兩廂全是古舊的瓦房。他住在院子後麵的正房屋裏，窗前有棵海棠樹，樹上的花兒開得正繁。屋裏光線很暗，臨窗放著一張紅漆桌子，靠牆立著一排藥鬥，一個書架，書架上放著許多書籍。先生五十來歲了，高高的身材，白淨的臉，穿一件灰布大衫，戴一副眼鏡，幹淨得讓人不敢接近。他對那蟲子好像不大重視，讓我麵對窗子，看了看我的眼睛和嘴唇，便開了方子，抓了幾服藥，叮囑了煎藥的方法。父親給他錢，他說不忙給錢，吃了藥再說吧，點心也是不收的。
吃了他的藥，未見蟲子排出，父親領我找到他，他摸著我頭發說：
“今天大便了嗎？”
“大便了。”
“在哪裏？”
“在後街裏。”
“我們去看看吧。”他說。
後街裏有個露天茅廁，有半畝地大，裏麵沒有茅坑便池，極“方便”的。我指示給他那是我的糞便，他兩手扶膝，深深彎下腰去觀看。看了一陣，他指著糞便中的一些白色穢物，對我父親說：“看，這就是蟲子了——白的，像痰一樣的東西。化了，沒有事了。”我望著他那細長的手指，心裏怦怦地跳，很怕他觸到我的糞便——那是一個多麼幹淨的手指啊，雪白，像玉石。
回到我家鋪子裏，他向我父親要錢了。他說了一個數目，父親便愉快地拿錢給他。他不接那錢，像有什麼事情需要聲明似的。他說那幾服藥，值不了這麼多錢的，隻因西街有個依靠推煤生活的鰥夫，得了細病，常年吃他的藥，那鰥夫很窮，拿不起藥錢，他又賠不起，隻有仰賴大家了。父親聽清了，他才接了錢，然後從口袋裏掏出一個紅布做的小葫蘆香袋，係在我脖子上，那香袋裏裝著一點麝香、冰片，貼身帶了，可以祛邪防暑。
走時向我父親拱拱手說：
“你積德了，你積德了。”
後來，是1954年吧，府前街的一條小巷裏，掛起了“聯合診所”的牌子，思農先生也到那裏應診去了。據說，他在聯合診所裏，不改昔日作風，濟人多矣。
可是，“文化大革命”中，他也受到了非人的待遇。他擔著兩隻糞桶，天天出入於各家的茅廁，掏了將近十年的糞。有一天，我問一個街道幹部，他是什麼罪名？那幹部好像也說不清楚，或是懶得告訴我，隻說：
“誰讓他那麼愛幹淨呢！”
他死後，沒有人給他平反，他的後人也不提什麼要求。他們說，時過境遷，什麼也不要說了，老人一生清寒自守，不是那種計較榮辱的人，何況身後呢？我想他們是對的，時過境遷，什麼也不要說了——先生賜給我的那一頭黑發，不是也該白的白了，該謝的謝了嗎？
但是，我永遠懷念思農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