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縣城工作，是一個寫得很少，讀得也少的業餘作者。記得有一年，想寫一個中篇，想了半截兒，便在《小說月報》上讀到了劉醒龍同誌的《鳳凰琴》，自己便不想了；今年歲初，我養著病，剛剛萌生了寫作中篇的念頭，又在《小說月報》上讀到了談歌同誌的《天下荒年》，於是就又打消了自己的念頭——他們寫得太好了，我寫中篇，沒有那樣的氣魄和功力。
《小說月報》，常常使我不敢輕易下筆。也使我不能撂筆。我的幾篇短文，被選載了，總要收到一些讀者來信。撂了筆，對不起那些熱心的讀者，也對不起《小說月報》。我隻有不斷耕作，量力而行，務作一些小花小草。
《小說月報》選文精嚴，編輯作風也令人欣敬。有一回，我的作品被選載了，一位朋友問我：
“你在《小說月報》，有熟人嗎？”
“沒有，一個也沒有。”我這樣告訴他，“《小說月報》，是小說的月報，不是熟人的月報。”
這是我的親身體會。
近年來，一些評介文章，對我也有讚許之詞，說我甘於寂寞，潛心創作，不看風向，不打聽行情。其實，在我心裏，有一個可靠的“風標”，不變的“行情”；隻要《小說月報》在，不停刊，不改名，純正的文學就一定還存在，就一定能刊行。
1996年6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