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周揚走進胡風的病房，兩個人的手握在了一起。1986年，中國作協還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後蓋的抗震棚裏會見貴賓。會見深圳的梁湘那次，7個作家裏有5個是前右派：80年代初第一次有港客來我家，看著我衣上的補丁，那眼神，才把我提醒：我本來已經習慣了身上的補丁和精神的補丁。變革的動力，在於迫切需要變革的人。
1979年，北京百貨大樓第一次出售香港產的磚頭錄音機。前一晚通宵排隊，發號，眼看再相下去錄音機可沒那麼多，百貨大樓的工作人員隻好把門外的人全轟進大樓關上大門：錄音機隻有這些，外邊的人不準進來了。被關一夜的人都覺得特幸運呢一他們將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批在國內買到錄音機的公民。
80年代，北京的書店裏出現了吉田茂的《激蕩的百年史》、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等等以前我從未接觸過的書，叫我這個剛剛走出六七十年代的人，心裏真正激蕩起改革開放的浪潮。
激蕩起來的中國大陸，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海南，有戲言：一片樹葉掉下硒死3個經理。改革開放，對於民眾，不是一個理念，而是一種利益的驅動。是壯大自己同時就壯大了國家的使然。
1985年1月到8月，廣東省的車禍一萬多宗，死者1000多，傷者7000多。但是深南公路上，密密匝匝相向而行的車流還是視死如歸前赴後繼。人往高處走。
當然，有太多成長的煩惱。
在80年代，人們畢竟被糧票、油票、布票統治了那麼多年，出頭鳥想飛出一步，糧票人可能讓你累死、冤死。企業家屢屢被謀殺，1984年的71號文件，就是為了保護改革家而發的。我寫的徽商孫超作為一種現象，成了當時經濟研究的課題，現在也被稱為中國民間外貿第一人。
1986年，我在京的一套兩居室，月租費不到6元。但電話的月租費漲到15元，一部電話的月租費幾乎可以租三套兩居室。可想而知當時的裝電話難，信息交流的難。
短缺經濟時代，最短缺的是思想，是精神。
1987年袁庚在會上說，要給予人們免除恐懼的自由。總之，有恐懼心理的社會，不是我們所向往的社會。
袁庚說：少數人可以決定別人的命運，就會造成很多人埋沒良心，趨炎附勢。會造成好人走上壞道壞人無所約束。
1983年4月24日，蛇口工業區管委會，進行了一場新中國曆史上開天辟地的答辯。美國《新聞周刊》報道：這是1斜9年以來中國第一批由選民直接選舉產生的地方官員。
袁庚提出的許多觀念，在21世紀的今天溫習一下，心情還是會激蕩起來。我采訪袁庚與他分手時，按照國人的習慣，誰大誰先行，官員優先。任何文藝活動，經濟活動，出現在新聞報道裏的，首先是一個也不能少的官員的名字。那天我當然地讓袁庚先上他的車，但是袁庚執意要我先上我的車。我明白了為什麼百年中國，平等（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民主（先有平等競爭，後有民主氣氛）的陽光，在蛇口尤其燦爛。後來，2008年，我非常喜歡俞可平的話：民主是個好東西。
80年代，否極泰來。商品經濟這隻看不見的手，把我撥弄得今天不知明天地奔跑。也許今天武漢明天安慶地采訪，也許一口氣跑東北個窮地方。
有句話叫：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浦東。80年代，我從1981年開始，年年南下去深圳或廣州。那時沒有互聯網，我隻能把自己當郵件那樣發過去，去吸收最前沿的觀念。生怕一年不去就落後了。直至跟著小平同誌去南巡。當然我沒有跟著小平同誌去南巡。我隻是在、平同誌南巡的第六天，緊跟著獨自去南巡了，而且明白，從此我們就這麼走下去了，就記牢小平南巡時說的話：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隻能是死路一條。
商品的零庫存，是數字時代的先進標記，但是一個社會人，不能零庫存。2008年5月，報載國家文物局局長單霽翔呼籲關注我們的20世紀遺產。登錄遺產，是為了今天的主題：發展。今天的世界，對中國有太多的期盼，麵對新一輪的挑戰，多少困難，我們也要買單，隻要改革開放的激清再度點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