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衣巷中的王家，不是一般的王姓人家，而是琅琊王氏。
琅琊王氏是東晉南朝首屈一指的門閥士族，也是“舊時王謝堂前燕”裏的王家。後人提到中國曆史上的門閥世家，腦海中最先浮現的多半是這個琅琊王氏。這個家族的命運，和魏晉南北朝的政治緊密聯係在了一起，隨著政局的變動而沉浮。他們的作為，也影響著曆史的發展。解讀這個家族的命運，不僅可以了解魏晉南北朝的曆史，還可以透視中國曆史上政治世家的發展規律。
琅琊王氏是從東漢末期就開始發跡的政治世家，西晉後期開始顯赫，先是王家的王衍擔任了太尉，成為掌權人物，再是王澄出任荊州刺史，王敦出任青州刺史。當時，王衍不無得意地說：“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為三窟矣。”但王家富貴真正的奠基者還是後來居上的王導。王導和後來的晉元帝、當時的琅琊王司馬睿關係密切。中原大亂，他推動司馬睿去東南地區獨當一麵。兩人瞅準機會，拉上人馬在公元309年搬到了建鄴（今南京），帶動了“元嘉南渡”的浪潮。
初到江東，王導就遇到了奮鬥史（或者說是琅琊王氏發家史）上的第一道坎：立足不穩。
當地人對司馬睿及王導等南渡士族很冷淡。江東的士族大姓輕蔑地稱司馬睿、王導等人為“傖父”。人心不附，威脅著新政權的穩定。於是，王導在秦淮河邊導演了這麼一幕，讓司馬睿站穩了腳跟：司馬睿坐在奢華的肩輿之上，在皇家儀仗的簇擁下，緩緩而來，王導等北方士族和名流都恭恭敬敬地騎馬跟隨其後。整個隊伍威嚴肅穆又不失豪華熱鬧，將西晉王朝的泱泱皇室風範展現給了江南世人。江東大族受到了極大震撼，紛紛前來拜見。史載：“由是吳會風靡，百姓歸心焉。”
東晉建立前夕，王導是司馬睿政權的支柱力量。司馬睿對王導的輔助和擁立之功深深感激，叫他“仲父”，把他比作自己的蕭何，登基之日竟然拍拍龍椅的空處，招呼王導“升禦床共坐”。王導再三辭讓，司馬睿這才作罷。至此，琅琊王氏達到了權勢的高峰，除了王導擔任丞相，王敦控製著長江中遊，兵強馬壯，四分之三的朝野官員是王家人或者與王家相關的人。另外，王家在東晉南朝時期出了八位皇後。民間形象地形容為：“王與馬，共天下。”
王導掌權的鮮明特點是“清靜為政”。身逢亂世，矛盾叢生，東晉王朝的統治很脆弱，可以說在北方南渡士族和南方土著士族的平衡之間走鋼絲。王導善於調劑雙方的矛盾。他禮遇南方土著，對他們很客氣，阻止南渡的士族侵犯土著士族的利益。同時，王導又盡力滿足南渡士族的利益要求，在南方士族勢力較弱的地區設立僑州、僑郡、僑縣，幫助南渡士族恢複元氣。為了維護士族大家的利益，王導強化了門第出身與政治權力的關係。出身決定地位，豪門壟斷利益。出身豪門大族的子弟，就算是塊木頭也能平步青雲；出身寒門地主的子弟，就算是文曲星下凡也隻能位列下僚，終身埋首文山案牘沒有出頭之日。豪門大家占盡膏腴之地，奴婢成群，享有種種特權。王導對東晉南朝士族勢力的惡性膨脹，是要負責任的。
可在東晉之初，史載王導“鎮之以靜，群情自安”，贏得了各方麵的讚許，尤其是得到了士族大家們的支持。琅琊王氏得益於王導的成功作為，迅速壯大，從西晉的一個二流家族後來居上，成為東晉的一等豪族。
不過，王導的“清靜為政”類似於“無政”，各方麵都不得罪，和稀泥，把矛盾遮蓋了起來。是矛盾，總是會爆發的。王導很快遇到了第二道坎：皇帝猜忌、兄弟叛亂。
俗話說：月盈則虧，盛極則衰。沒有皇帝會允許他人染指皇權，分享皇權的力量與威嚴。司馬睿對王導家族的尊崇，是立足不穩、羽翼不豐時候的權宜之計，坐穩龍椅後他就對“王與馬，共天下”的傳言產生了酸酸的感覺。他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把那些不可一世的士族大家的勢力給打壓下去，尤其是琅琊王氏。
司馬睿開始暗中限製、削弱王家的勢力，性格張揚又手握重兵的王敦就成了出頭鳥。司馬睿提升重用劉隗、刁協等寒族人士。劉刁二人對尊馬抑王一事不遺餘力，不斷打壓王家。王導在權力場中被疏遠了。講求“清靜”的王導忍得了，放蕩不羈、跋扈的堂兄弟王敦忍不了。他憤慨難平，對司馬睿多有怨言。鑒於王敦控製著長江中遊各州的政權和軍隊，司馬睿派劉刁二人出任地方刺史，企圖鉗製王敦的勢力。這一下，王敦幹脆造反了，招呼兄長王含等人帶上大軍，順江而下，衝向建康找司馬睿等人算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