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先生，剛才聽太師母說，你近來身體很不好，我現在到舊刑部街山本醫院請醫生來給你看看，好不好？”
“其實也沒什麼大病，我自己到醫院去看吧。”
3月25日，魯迅帶病到女師大禮堂參加了劉和珍、楊德群兩位烈士的追悼大會。會後，魯迅在禮堂外遇見女師大教育係學生程毅誌等幾位同學。
“先生，您可曾為劉和珍寫了一點什麼沒有？”程毅誌問。
“沒有。”
“先生，您還是寫一點兒吧，劉和珍生前就很愛看先生的文章。”
這一點，魯迅是知道的。魯迅主編的文藝期刊《莽原》創刊以來，在生活艱難的情況下，劉和珍毅然預訂了全年的。其實，魯迅也早已覺得有寫一點東西的必要了，如果真有所謂“在天之靈”，那倒可以得到更大的安慰，但是死者卻不可能知道了，而對於生者卻隻能如此而已。於是，魯迅慨然應允程毅誌等同學，決定為女師大學生會主席劉和珍寫一點紀念文字。然而，悲憤哀思使他一直不能靜下心來構思，直到4月1日，他滿懷對學生的哀思和對反動派的憤怒，用飽蘸血淚的筆寫下了《紀念劉和珍君》：
真的猛士，敢於直麵慘淡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這是怎樣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為庸人設計，以時間的流駛，來洗滌舊跡，僅使留下淡紅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這淡紅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給人暫得偷生，維持著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這樣的世界何時是一個盡頭……
就在這期間，魯迅抱病寫出了《無花的薔薇之二》、《“死地”》、《可慘與可笑》、《記念劉和珍君》、《空談》、《如此“討赤”》、《新的薔薇》等大量文章。這些雜文，一頁頁一篇篇都充滿著血和淚，有對烈士的讚頌與悼念，有對敵人的怒斥與鞭撻，有對革命鬥爭的思考與探索，有對繼往開來的啟示與期望；這些雜文，一字字一行行，是悲憤的哀悼，是深沉的呐喊，是抗議的呼號，是奮起的宣言。
魯迅的雜文，像一個個匕首一支支投槍，擊中反動派的心髒要害，敵人惱羞成怒，開始進行反動的通緝圍剿。4月9日，反動軍閥政府宣稱除已通緝的李大釗等五名所謂“暴徒首領”外，還要通緝五十人（後來《京報》公布名單上隻四十八人），其中包括魯迅、許壽裳、馬裕藻等女師大十二名教員、學生。北京處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教育部的同事齊壽山很為魯迅他們擔心，熱心奔走，預先接洽安排了臨時避居的地方，叮嚀說：“一有消息，我就來報告，到那時務必暫時離家避一避。”4月26日、29日，北京大學和女師大先後被軍警包圍搜查。一天下午，齊壽山來電話報告情況，並請魯迅和許壽裳立刻離開家避一避。
在親友和學生們的敦促下，魯迅不得不離開家避難。魯迅來到北京西城錦什坊街96號莽原社住下。第三天，魯迅自己正在房間裏寫文章，突然闖進幾個青年學生模樣的年輕人，說是對《莽原》十分崇拜特地來訪問。魯迅故意裝成鄉巴老的模樣說什麼都不知道，要等這裏的主人回來再說，幾個年輕人悻悻地離去了。晚上，荊有麟回來聽魯迅說起這件事，覺得幾個不速之客可能是假裝學生的偵探。於是，次日清晨，魯迅裝成病人，荊有麟提著魯迅的常用的物品，送他到刑部街住進了山本醫院。
過了幾天，魯迅又轉到德國醫院。這次，魯迅可真的病了。腸胃消化不好，每日除了吃藥，就給病人吃一些醫院規定的無鹽無油的淡飯之類。魯迅說，這種飯，即使沒有病的人也會吃出病來。幾天後，魯迅病好了，德國醫生不讚成無病的人在醫院住下去，朋友們隻好又安排魯迅轉住進法國醫院避難。
但在避難期間，魯迅仍然堅持到北大、女師大等學校講演講課十餘次。5月30日，是“五卅”慘案周年紀念日，魯迅應女師大學生邀請到學校演講，鼓舞青年學生踏著先烈血跡奮勇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