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九，十一
《詩經》在中國文學上的位置，誰也知道，它是世界最古的有價值的文學的一部，這是全世界公認的。
《詩經》有十三國的國風，隻沒有《楚風》。在表麵上看來，湖北這個地方，在《詩經》裏，似乎不能占一個位置。但近來一般學者的主張，《詩經》裏麵是有《楚風》的，不過沒有把它叫作《楚風》，叫它作《周南》《召南》罷了。所以我們可以說：《周南》《召南》就是《詩經》裏麵的《楚風》。
我們說《周南》《召南》就是《楚風》，這有什麼證據呢？這是有證據的。我們試看看《周南》、《召南》，就可以找著許多提及江水、漢水、汝水的地方。像“漢之廣矣”、“江之永矣”、“遵彼汝墳”這類的句子，想大家都是記得的。漢水、江水、汝水流域不是後來所謂“楚”的疆域嗎？所以我們可以說《周南》《召南》大半是《詩經》裏麵的《楚風》了。
《詩經》既有《楚風》，我們在這裏談《詩經》，也就是欣賞“本地風光”。
我覺得用新的科學方法來研究古代的東西，確能得著很有趣味的效果。一字的古音，一字的古義，都應該拿正當的方法去研究的。在今日研究古書，方法最要緊，同樣的方法可以收同樣的效果。我今天講《詩經》，也是貢獻一點我個人研究古書的方法。在我未講研究《詩經》的方法以前，先講講對於《詩經》的幾個基本的概念。
（一）《詩經》不是一部經典。從前的人把這部《詩經》都看得非常神聖，說它是一部經典，我們現在要打破這個觀念；假如這個觀念不能打破，《詩經》簡直可以不研究了。因為《詩經》並不是一部聖經，確實是一部古代歌謠的總集，可以做社會史的材料，可以做政治史的材料，可以做文化史的材料，萬不可說它是一部神聖經典。
（二）孔子並沒有刪《詩》，“詩三百篇”本是一個成語。從前的人都說孔子刪《詩》《書》，說孔子把《詩經》刪去十分之九，隻留下十分之一。照這樣看起來，原有的詩應該是三千首。這個話是不對的，唐朝的孔穎達也說孔子的刪《詩》是一件不可靠的事體。假如原有三千首詩，真的刪去了二千七百首，那在《左傳》及其他的古書裏麵所引的詩應該有許多是三百篇以外的，但是古書裏麵所引的詩不是三百篇以內的雖說有幾首，卻少得非常，大概前人說孔子刪《詩》的話是不可相信的了。
（三）《詩經》不是一個時代輯成的。《詩經》裏麵的詩是慢慢地收集起來，成現在這麼樣的一本集子。最古的是《周頌》，次古的是《大雅》，再遲一點的是《小雅》，最遲的就是《商頌》《魯頌》《國風》了。《大雅》《小雅》裏有一部分是當時的卿大夫做的，有幾首並有作者的主名；《大雅》收集在前，《小雅》收集在後。《國風》是各地散傳的歌謠，由古人收集起來的。這些歌謠產生的時候大概很古，但收集的時候卻很晚了。我們研究《詩經》裏麵的文法和內容，可以說《詩經》裏麵包含的時期約在六七百年的上下。所以我們應該知道，《詩經》不是哪一個人輯的，也不是哪一個人作的。
（四）《詩經》的解釋。《詩經》到了漢朝，真變成了一部經典。《詩經》裏麵描寫的那些男女戀愛的事體，在那班道學先生看起來，似乎不大雅觀，於是對於這些自然的有生命的文學不得不另加種種附會的解釋。所以漢朝的齊、魯、韓三家對於《詩經》都加上許多的附會，講得非常的神秘。明是一首男女的戀歌，他們故意說是歌頌誰、諷刺誰的。《詩經》到了這個時代，簡直變成了一部神聖的經典了。這種事情，中外大概都是相同的，像那本《舊約全書》的裏麵，也含有許多的詩歌和男女戀愛的故事，但在歐洲中古時代也曾被教會的學者加上許多迂腐穿鑿的解說，使它們不違背中古神學。後起的《毛詩》對於《詩經》的解釋又把從前的都推翻了，另找了一些曆史上的——《左傳》裏麵的事情——證據，來做一種新的解釋。《毛詩》研究《詩經》的見解比齊、魯、韓三家確實是要高明一點，所以《毛詩》漸漸打倒了三家詩，成為獨霸的權威，我們現在讀的還是《毛詩》。到了東漢，鄭康成讀《詩》的見解比毛公又要高明。所以到了唐朝，大凡研究《詩經》的人都是拿《毛傳》《鄭箋》做底子。到了宋朝，出了鄭樵和朱子，他們研究《詩經》，又打破毛公的附會，由他們自己做解釋。他們這種態度，比唐朝又不同一點，另外成了一種宋代說《詩》的風氣。清朝講學的人都是崇拜漢學、反對宋學的，他們對於考據訓詁是有特別的研究，但是沒有什麼特殊的見解。他們以為宋學是不及漢學的，因為漢在一千七八百年以前，宋隻在七八百年以前。殊不知漢人的思想比宋人的確要迂腐得多呢！但在那個時候研究《詩經》的人，確實出了幾個比漢、宋都要高明的，如著《詩經通論》的姚際恒，著《讀風偶識》的崔述，著《詩經原始》的方玉潤，他們都大膽地推翻漢、宋的腐舊的見解，研究《詩經》裏麵的字句和內容。照這樣看起來，二千年來《詩經》的研究實是一代比一代進步的了。
《詩經》的研究，雖說是進步的，但是都不徹底，大半是推翻這部，附會那部；推翻那部，附會這部。我看對於《詩經》的研究想要徹底地改革，恐怕還在我們呢！我們應該拿起我們的新的眼光，好的方法，多的材料，去大膽地細心地研究，我相信我們研究的效果比前人又可圓滿一點了。這是我們應取的態度，也是我們應盡的責任。
上麵把我對於《詩經》的概念說了一個大概，現在要談到《詩經》具體的研究了。研究《詩經》大約不外下麵這兩條路：
（第一）訓詁用小心的精密的科學的方法，來做一種新的訓詁功夫，對於《詩經》的文字和文法上都重新下注解。
（第二）解題大膽地推翻兩千年來積下來的附會的見解，完全用社會學的、曆史的、文學的眼光重新給每一首詩下個解釋。
所以我們研究《詩經》，關於一句一字，都要用小心的科學的方法去研究；關於一首詩的用意，要大膽地推翻前人的附會，自己有一種新的見解。
現在讓我先講了方法，再來講到訓詁罷。
清朝的學者最注意訓詁，如戴震、胡承珙、陳奐、馬瑞辰等等，凡他們關於《詩經》的訓詁著作，我們都應該看的。戴震有兩個高足弟子，一是金壇段玉裁，一是高郵王念孫及其子引之，都有很重要的著作，可為我們參考的。如段注《說文解字》，念孫所作《讀書雜誌》《廣雅疏證》等；尤其是引之所作的《經義述聞》《經傳釋詞》，對於《詩經》更有很深的見解，方法亦比較要算周密得多。
前人研究《詩經》都不講文法，說來說去，終得不著一個切實而明了的解釋，並且越講越把本義攪昏昧了。清代的學者，對於文法就曉得用比較歸納的方法來研究。
如“終風且暴”，前人注是——終風，終日風也。但清代王念孫父子把“終風且暴”來比較“終溫且惠”、“終窶且貧”，就可知“終”字應當作“既”字解。有了這一個方法，自然我們無論碰到何種困難地方，隻要把它歸納比較起來，就一目了然了。
《詩經》中常用的“言”字是很難解的。漢人解作“我”字，自是不通的。王念孫父子知道“言”字是語詞，卻也說不出它的文法作用來。我也曾應用這個比較歸納的方法，把《詩經》中含有“言”字的句子抄集起來，便知“言”字究竟是如何的用法了。
我們試看：
彤弓弨兮，受言藏之。
駕言出遊。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
這些例裏，“言”字皆用在兩個動詞之間。“受而藏之”，“駕而出遊”……豈不很明白清楚？（看我的《詩三百篇言字解》，十三版《胡適文存》頁三三五——
三四〇）
蘇東坡有一首《日日出東門》詩，上文說“步尋東城遊”，下文又說“駕言寫我憂”。他錯看了《詩經》“駕言出遊，以寫我憂”的“駕言”二字，以為“駕言”隻是一種語助詞，所以章子厚笑他說：“前步而後駕，何其上下紛紛也！”
上麵是把虛字當作代名詞的。再有把地名當作動詞的，如“胥”本來是一個地名，古人解為“胥，相也”，這也是錯了，我且舉幾個例來證明。《大雅·公劉》一篇有“於胥斯原”一句，《毛傳》說：“胥，相也。”《鄭箋》說：“相此原地以居民。”但我們細看此詩共分三大段，寫公劉經營的三個地方，三個地方的寫法是一致的：
（1）於胥斯原。
（2）於京斯依。
（3）於豳斯館。
我們比較這三句的文法，就可以明白，“胥”是一個地方的名稱，假使有今日的標點符號，隻要打一個“——”兒就明白了。《綿》篇中說太王“爰及薑女，聿來胥宇”，也是這個地方。
還有那個“於”字，在《詩經》裏麵，更是一個很發生問題的東西。漢人也把它解錯了，他們解為“於，往也”。例如《周南·桃夭》的“之子於歸”，他們誤解為“之子往歸”。這樣一解，已經太牽強了，但還勉強解得過去；若把它和別的句子比較起來解釋，如《周南·葛覃》的“黃鳥於飛”解為“黃鳥往飛”，《大雅·卷阿》的“鳳凰於飛”解為“鳳凰往飛”，《邶風·燕燕》的“燕燕於飛”解為“燕燕往飛”，這不是不通嗎？那麼，究竟要怎樣解釋才對呢？我可以說，“於”字等於“焉”字，作“於是”解。“焉”字用在內動詞8的後麵，作“於是”解，這是人人可懂的。但在上古文法裏，這種文法是倒裝的。“歸焉”成了“於歸”，“飛焉”成了“於飛”。“黃鳥於飛”解為“黃鳥在那兒飛”，“鳳凰於飛”解為“鳳凰在那兒飛”，“燕燕於飛”解為“燕燕在那兒飛”，這樣一解就可通了。我們誰都認得“以”字，但這“以”字也有問題。如《召南·采蘩》說：
於以采蘩？於沼於沚。於以用之？公侯之事。
於以采蘩？於澗之中。於以用之？公侯之宮。
這些句法明明是上一句問，下一句答。“於以”即是“在哪兒”？“以”字等於“何”字（這個“以”字解為“哪兒”，我的朋友楊遇夫先生有詳說）。
在哪兒采蘩呢？在沼在沚。又在哪兒用呢？用在公侯之事。
在哪兒采蘩呢？在澗之中。又在哪兒用呢？用在公侯之宮。
像這樣解釋的時候，誰也說是通順的了。又如《邶風·擊鼓》：“於以求之？於林之下”，解為“在哪兒去求呢？在林之下”。所以“於以求之”的下麵，隻要標一個問號（？），就一目了然了。
《詩經》中的“維”字，也很費解。這個“維”字，在《詩經》裏麵約有二百多個，從前的人都把它解錯了。我覺得這個“維”字有好幾種用法，最普通的一種是應作“嗬，呀”的感歎詞解。《老子道德經》也說：“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可見“唯”“維”本來與“阿”相近。如《召南·鵲巢》的維鵲有巢，維鳩居之。維鵲有巢，維鳩方之。
若拿“嗬”字來解釋這一個“維”字，那就是“嗬，鵲有巢！嗬，鳩去住了！”此外的例，如“維此文王”即是“嗬，這文王！”“維此王季”即是“嗬，這王季！”你們記得人家讀祭文，開首總是“維，中華民國十有四年”。“維”字應頓一頓，解作“嗬”字。
我希望大家對於《詩經》的文法細心地做一番精密的研究，要一字一句地把它歸納和比較起來，才能領略《詩經》裏麵真正的意義。清朝的學者費了不少的時間，終究得不著圓滿的結果，也就是因為他們缺少文法上的知識和虛字的研究。
上麵已把研究《詩經》訓詁的方法約略談過，現在要談到《詩經》每首詩的用意如何，應怎樣解釋才對，便到第二條路所謂解題了。
這一部《詩經》已經被前人鬧得烏煙瘴氣，莫名其妙了。詩是人的性情的自然表現，心有所感，要怎樣寫就怎樣寫，所謂“詩言誌”是。《詩經·國風》多是男女感情的描寫，一般經學家多把這種普遍真摯的作品勉強拿來安到什麼文王、武王的曆史上去；一部活潑潑的文學因為他們這種牽強的解釋，便把它的真意完全失掉，這是很可痛惜的！譬如《鄭風》二十一篇，有四分之三是愛情詩，《毛詩》卻認《鄭風》與男女問題有關的詩隻有五六篇，如《雞鳴》、《野有蔓草》等。說來倒是我的同鄉朱子高明多了，他已認《鄭風》多是男女相悅淫奔的詩，但他亦多荒謬。《關雎》明明是男性思戀女性不得的詩，他卻在《詩集傳》裏說什麼“文王生有聖德，又得聖女姒氏以為之配”，把這首情感真摯的詩解得僵直不成樣了。
好多人說《關雎》是新婚詩，亦不對。《關雎》完全是一首求愛詩，他求之不得，便寤寐思服，輾轉反側，這是描寫他的相思苦情；他用了種種勾引女子的手段，友以琴瑟，樂以鍾鼓，這完全是初民時代的社會風俗，並沒有什麼稀奇。意大利、西班牙有幾個地方，至今男子在女子的窗下彈琴唱歌，取歡於女子。至今中國的苗民還保存這種風俗。
《野有死麇》的詩，也同樣是男子勾引女子的詩。初民社會的女子多歡喜男子有力能打野獸，故第一章：“野有死麕，白茅包之。”寫出男子打死野麕，包以獻女子的情形。“有女懷春，吉士誘之。”便寫出他的用意了。此種求婚獻野獸的風俗，至今有許多地方的蠻族還保存著。
《嘒彼小星》一詩，好像是寫妓女生活的最古記載。我們試看《老殘遊記》，可見黃河流域的妓女送鋪蓋上店陪客人的情形。再看原文：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實命不?同。
嘒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實命不?猶。
我們看她抱衾裯以宵征，就可知道她的職業生活了。
《芣苢》詩沒有多深的意思，是一首民歌，我們讀了可以想見一群女子，當著光天麗日之下，在曠野中采芣苢，一邊采，一邊歌。看原文：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
《著》詩，是一個新婚女子出來的時候叫男子暫候，看看她自己裝飾好了沒有，顯出了一種很豔麗細膩的情景。原文：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
我們試曼聲讀這些詩，是何等情景？唐代朱慶餘上張水部有一首詩，妙有這種情致。詩雲：
洞房昨夜停紅燭，
待曉堂前拜舅姑。
妝罷低聲問夫婿，
“畫眉深淺入時無？”
你們想想，這兩篇詩的情景是不是很相像。
總而言之，你要懂得《詩經》的文字和文法，必須要用歸納比較的方法。你要懂得三百篇中每一首的題旨，必須撇開一切《毛傳》《鄭箋》《朱注》等等，自己去細細涵詠原文。但你必須多備一些參考比較的材料：你必須多研究民俗學、社會學、文學、史學。你的比較材料越多，你就會覺得《詩經》越有趣味了。
（收入顧頡剛編著《古史辨》第三冊，
1931年樸社初版）